“大航?！遍_辟前的中外貿易側重依靠陸路，多在周邊國家進行，少量遠距離運輸也基本上是間接接力形態。隨著遠洋通航，中國與世界不僅是海道的無縫連接，而且使人類的直接交往從過往的國別、地區演進為大洲乃至世界。西方漸成中國外貿的主要對象，全球一體化浪潮的掀動正從那個年代首開其端?！坝忻髦腥~以后，歐人東來，租地互市，吾國商業遂由國家之性質而漸趨于世界之性質，此古今最大關鍵也”。應該說，西方國家對商業利益的追逐是其對華政策或對華關系貫穿始終的主要動機。鴉片戰爭之前，中西交往的主要內容是互通有無的商貿史。鴉片戰爭之后，通商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重要內容，并由此從更深廣的層面、更激烈的程度上引出財經、政教、外交乃至軍事的全方位交沖，進而導致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變遷。通商無疑應該成為值得特別寓目的研究方向。

 

 

 

 

 

 

一方水土出一方物，地區特產與區位優勢歷來如故。于是，通商不斷突破人為的邊界和物理的邊際，商品開始漫游世界。古時的中外交易商貨集中于絲綢（絹、紗、綾、羅、錦、緞、綈、綺等），瓷器（青瓷、白瓷、唐瓷、建窯瓷、邢窯瓷、長沙窯瓷、越州窯瓷等），香料（胡椒、檀香、麝香、沉香、丁香、豆蔻、桂皮、生姜、乳香、安息香等），珍奇（琥珀、象牙、犀角、珠璣、玳瑁、貝殼、火珠等），異獸（獅虎、鸚鵡、大象、珍禽、奇魚、長頸鹿等），貴金屬（金、銀、汞）等類。尤為著稱的是絲綢，從西漢初年到明代,形成了一條橫貫東西聯結歐亞的重要商路，這條總長7000多公里的交通干道及支線,曾把古老的中國、印度、希臘、波斯等幾大文明串連。

 

 

 

歷史的演生變動不斷新陳代謝。迄明代中期，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再未復興。172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出口貨值總計211850兩白銀，其中絲綢價值83700兩，占比39.5%，已是較小比例。在1764年至1793年間，荷蘭商船從中國運載的生絲除個別年份（1772年的620擔）外，每年均不超過400擔，而從1794年至1828年，甚至完全沒有。丹麥于1775年之后幾乎停止進口絲織成品，僅進口生絲，運入量也少得可憐，有些年份只是幾擔。以講究穿戴聞名于世的法國人，從1793年至1834年，全然未見從中國采買生絲。神圣羅馬帝國、俄羅斯、普魯士、意大利、瑞典等國商人也只是在少數年份購買中國絲貨。

 

 

 

古絲路的停歇與地緣政治、政府施政、路線轉移等均有關系。其中少為人關注的是商品的內在屬性。中古以前，人們的穿著主要是皮毛和大麻、亞麻、葛布，這些材料有個共同缺點，就是質地粗糙，刺扎皮膚，加上舊時的鞣紡技術差欠，使其貼身穿用很不舒服。而絲綢恰好彌補了這個缺陷，是那個年代不可多得的適身衣被材料。衣著為人們日常所需，這也正是中國絲綢在世界范圍內長期盛銷不衰的原因所系，是古絲路屢衰屢盛的奧妙所在。千年絲路終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棉花的崛起。棉花的普遍栽種和利用在服裝史上劃出了一個新時代，棉的最大特點是“附體輕暖”，由是，絲綢的貼身舒適性被很大程度上代替。綾羅綢緞價格昂貴，只有上流社會才享受得起，“錦繡黼黻，皆絲織品也。而布以麻為之，貧夫之褐，直粗麻耳”。棉布則物美價廉，比葛麻織物舒適，又比絹帛耐用，縮水量小并可反復清洗，符合人們日益講究的“衛生”習慣。絲退棉進不僅是生物替代意義上的“天演論”，而且是消費者和生產者自然而然的優選。棉布的普及是世界性的。1828年，過去作為毛紡業重鎮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毛紡已無影無蹤，麻紡也差不多。普遍使用的原料變成棉花，棉花，還是棉花”。日本也早就減少了“對中國蠶絲依賴性”；俄國“在貿易總量中棉花逐漸占了更大的比重”。棉布不斷擠占著先前紡織品的地盤，絲綢原產地的中國亦復如是。據對鴉片戰前國內主要商品估算，其中棉布占國內商品值的24.39％，而絲織品的占比僅為3.75％。棉布成為僅次于糧食的第二大商品類別。精制棉布也成為中國出口西方的“俏貨”，“南京布”（Nanking Cloth）享譽歐美。1798年，西人采購此布2125000匹，且持續加量。1809—1810貿易年度，僅美國就從廣州輸出南京布3769000匹?！安家绿煜隆钡臅r代來臨。

 

 

 

古絲路的停滯并未給中國外貿造成重大影響，新品換代，茶葉成為中國向世界輸出的重要貨品。18世紀20年代，是絲綢和茶葉貿易地位互換的轉折點。在1717年英國的進口華貨中，“茶葉已開始取代絲成為英國的主要貨品”；1720年，茶葉“又進一步占優勝的地位”。之后的很多年份，茶葉約占中國全部外貿出口額的90%—95％。1825年后，茶葉干脆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以至國會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須經常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

 

 

 

茶對美國也發生巨大影響。1773年5月，英國政府頒布《茶葉法案》(Tea Act of 1773)，影響到北美殖民地的既得利益集團。12月16日，“抗茶會”的武裝人員“易裝服，蒙假臉具，一擁登其船，擲茶水中”，在波士頓將英國船載運的297箱茶葉傾倒海灣。該事件遂成獨立戰爭的導火索，進而引致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當然，北美十三洲的獨立有多方面的因素，茶葉不過是引火線。緣此，美國獨立后的貿易目標定向中國。1784年，美國首至中國船的回航貨品中茶葉占了最大份額。到1796年，美國在中國購茶數量已比除英國外的所有歐洲國家收購總和還要多。因茶結緣，太平洋上“最古老”與“最年輕”的兩個大國建立起了直接聯系。

 

 

 

18世紀20年代出現的絲茶貿易地位的互換不能單純視為中國兩個出口品的消長，內中包含深巨的“歷史意義”。絲綢讓位給茶葉表明：為窮人運來茶葉比為富人運來綢緞要獲利更多，這一天的到來，標志著世界貿易進入到了“近代體系”。由于生產水平的落后、交通的不發達，古代的國際貿易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近代國際貿易最重要的變化是服務對象的下移。18世紀中葉英國“最卑賤的家庭都已經改飲茶了”。海運的發達使得漂洋過海的商品巨量增加，價格日降，成為不再稀罕的“大路貨”，舶來品也經歷了從小眾到大眾、從貴族到平民享用的變遷，普通人從“本地消費者”化身“世界消費者”，老百姓以此新角色參與著全球貿易史的書寫。茶葉、棉布、外銷瓷對絲綢的易代典型地反映出世界貿易的劃時代轉型。

 

 

 

在各地區政治生態仍處于破碎化的時候，通商已開始了全球化。在各國別族群仍處于地緣化的時代，經貿已開始了一體化。通商自始便不是單向度而是多向度的交流。工業革命完成之前，西方能夠提供的對華外貿產品十分有限。大宗是毛呢，歐洲特別是英國盛產毛呢，給是時的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土產則有大小絨嗶嘰、羽紗……等物，精巧絕倫”。屆17世紀后期,英國毛紡織品的1/2都是為國外市場生產；18世紀“毛織物還是唯一占據英國輸出品的王座”。但要強調的是，毛織品只是此間英倫自產入華商品的最大項，而非英國輸華貨品的最大項，其輸華最大貨值品類依時序相繼是白銀、棉花、鴉片，不過，三項貨品的產地均非歐洲。運到中國的毛織品自始銷售不暢，蝕本成常態，贏利成偶然。既然此貨長年虧損，為何英國等還要堅持外銷？執念在于此乃當時英國的主打產品，舍此沒有其他替代。那時，外產貨不在英國掌控之下，只有自產的毛織品享有較大的自主權，這既是不得不的國情使然，也是傾力發展本國經濟強項，著眼國計民生的國策必選（17世紀，英國至少有1/5的人靠毛紡織業為生）。因為缺乏交易物，鉛這種小量商品也在西歐對華貿易長期存續，毛織品既是虧本大項，鉛反倒贏利穩定，但畢竟“洋鉛尚非大宗貨物”。

 

 

 

 

 

 

用品在流動中實現交換，成為商品。交通工具的進步使得物流加速，距離創造價值的定律在遠距離運輸中特別明顯。從15世紀開始，海洋交通技術的進步使地緣傳遞性貿易被跨洋直接性貿易替代，人類遠距離重載貨主要依靠水運，“運送同樣的貨物時，水運環繞地球的費用大約只是從曼切斯特到倫敦的陸運費的兩倍”?！瓣懼褂谒?，海始于斯”，此乃葡萄牙人的傳世名句。依賴先進的航海技術，葡人首先來到東方，1511年，立足位于太平洋、印度洋沖口的馬六甲，此地是中國的絲綢、東南亞的香料和印度紡織品的交換樞紐；1553年，葡人騙取在澳門的駐泊貿易權，更方便中國產品的獲得，葡萄牙國際商道架構成型。大利所在，爭奪勢必。在荷蘭人的壓迫下，到1700年，葡萄牙在東方只剩下澳門、果阿、帝汶等難以連線的孤立據點。存在略為久遠的是西班牙“大帆船貿易”，自1565年至1815年間，形成以馬尼拉為轉運站，西點聯接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eo）等，東點聯接中國（明朝時為海澄月港，清朝時為廈門等；中國至菲律賓一段主要由中國船承運），支點伸及歐洲的一條十分重要的洲際航線。世界海圖中，地中海沿岸國較早“發跡”，但其海上霸主地位被闊大得多的大西洋沿岸國取代。到17世紀50年代，荷蘭鍛就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其商船總噸位也超過英、法、葡、西四國總和。接踵而來是英國，通過三次英荷海戰，“英國人成了五大洲的運輸者”。

 

 

 

對華貿易國也由于貨品的替換而更迭。1436年，明朝改行以銀為主的幣制，銀的需求超量增加。是時，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銀來購買中國貨。據統計，在1721年至1740年間，英國用來償付中國貨物的94.9%是銀子，只有5.1％是用貨物來沖抵?？上?，長期的惡性開采使銀主產地的美洲銀礦枯竭，世界銀產量急劇下降。一時間，絕大多數原先和中國進行貿易的西方國家只得無奈地淡出中國市場。從向中國的進口來說，除英美兩國以外的所有歐美海上貿易國從1764年的總值占比36.7％一路下滑到1825—1829年的0.4％；從自中國的出口來說，情況更慘不忍睹，在同一時段中的總值占比由53.3％跌落到0.4％。當時在廣州的外商怨聲載道：“丹麥人和瑞典人在1825年之前好些年就從廣州撤走了……當時也沒有法國商人在廣州做生意，從1802年至1832年，這30年間一直沒有升起過法國的國旗，連人員也撤走了?！痹鴵碛凶疃喟足y來源的西班牙也從1832年中斷了在華的慘淡業務。

 

 

 

白銀危機下，唯有美國和英國適成例外，其中關鍵點就是實現了貨品的求新求變，從而獲恒久商機，呈現“馬太效應”。美國第一艘來華的“中國皇后”號貨艙中裝載的只有少許白銀，大量的是“新品”。此后在美國對華貿易中居重的商品有：花旗參，1716年于魁北克發現了中國人視為至寶的“參”，與中國人參同屬五加科，卻不同種。后來發現這種人形草根植物在北美山林中有成片野生，被批量運送來華。皮毛，得地利之便，美國人迅速成為海獺、海豹皮毛的經營大戶，也引導中國人認知和使用的皮毛從陸地動物放眼海洋動物。檀香木，與上述兩貨同樣，亦成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美國輸華的重頭。嗣后，在掠奪者依靠技術力量無節制戡天役物地殺伐之下，這些物種急劇減少，轉被新出品代替。

 

 

 

維持中國與西方貿易支點的白銀枯竭后，嚴峻選擇同樣橫亙在英國人面前。作為當時對華貿易的最大國家，維系中國市場是英國的不二之選。為了不像大多數歐美對華貿易國那樣不得不退出中國市場，英國人另尋了兩種替代品。先是棉花，1775—1779年間，在廣州進口貨物中，印度棉花售價年均288334銀兩，首次超過毛織品（年均額277671銀兩），成為英國輸華第一大貨品；此局面延續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國輸華貨品的首位。1820年出現拐點，鴉片輸出值首次超過棉花。棉花被同樣產自印度的鴉片替換，重要原因在于英國基本不產棉，只是因為氣候（島國四面環海濕度大，棉紗不易折斷）、地理（海運發達，利物浦成為近在咫尺的“棉都”曼徹斯特的吞吐大港）、人文（成功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開明的社會環境，科技發明的鼓勵政策使得“紡”與“織”兩大行業良性競促）等主客觀條件，英國的工業革命和工廠制度均從棉紡織業起步。1800年，英國的原棉進口突破25000噸，到1860年超過50萬噸。如果說，英國原始資本積累是建立在本國原料的基礎之上（為此進行“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力促產羊毛），那么，英國工業革命則與生俱來地建立在外國原棉的基礎之上。在“舊生產體系”中，擁有本土原材料，是競爭性產業發展的根本。之后的時代，這一規則就不那么管用了。交通工具的改良使海外原料堪當主角，非本土出產的原料進口國憑空增加了無止境的“虛擬土地”，這些土地上產出的棉花等又并非虛擬，而是實實在在的，成為進口國另一種意義上的“境外土地”，這些“海外土地”對人口稠密、土地缺乏、工業先發的英國尤其重要。海外來料加工、殖民地掠奪、黑奴販賣，特別是通商外貿成為不列顛的新強國之基。職是之故，對外來原料依存度極高的英國不可能將自己亟需的印度棉花再多輸入中國。鴉片貿易應時而生。棉花被鴉片替代有著內在的難以遏制的利益沖動。自1818年至1833年，在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港腳商人”三位一體的運作下，鴉片在英國對華貿易中的比值從“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非法的走私毒品居然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大頭，幾百年來互惠貿易就此異變為非互利的性質。鴉片貿易不僅完成了英國對華貿易長期逆差的局面改觀，而且實現了西方殖民者幾百年追求未得的銀貨由中國轉流歐洲的企望，“若以鴉片易紋銀，猶如拔取其國中之精華”。如此一來，問題就嚴重了，中國的自產銀遠不足以應付上至國家政府下至小民百姓不可或缺的通貨需求，其中七成左右仰賴進口，如今，卻不是流入，而是流出，時人把“一年數千萬之紋銀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個年代最大的社會問題。這終于促使清政府在1838年下了嚴禁鴉片固塞白銀外流的決心。而鴉片在工業革命完成機器產品對中國貨形成壓倒優勢之前是英國維系對華貿易的基石，舍此無它，英國又斷然不能允許中國禁毒。雙方難有妥協，中英貿易某種程度上陷入了難解的“死扣”，戰爭的爆發或成必然。隨后，英法聯軍又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武裝侵略，鴉片借“洋藥”之名得以“合法”輸華。西方對中國最早發動的兩大戰爭均被冠以“鴉片戰爭”，鴉片貿易與侵華戰爭之間不容離析的連帶委實發人深省。歷史長河曲折流動，我們的研究要格外留意歷史進程里的轉折點，時空切換中的關節點，量變累積后的質變點，舊去新來時的興替點。透過一件件具“國際意義”的貨品流通與迭代，中國與西方貿易的演繹流程一步一步逐次遞進，這便是列強從貿易步入戰爭環環相扣的歷史和邏輯自洽的嬗變關聯，是前因后果依序交替走勢定然的完整鏈條。

 

 

 

 

 

 

東方曾意味著財富之地，“到東方去”成為西方擴張者的原動力。是時的東西方交往，多見自西徂東者，罕見東方人去到西方。這是“人流”方向，“物流”方向卻與此形成蹊蹺反差，此期的東西方貿易雖由西方人主導，卻少見西方產品從中交易，西人多利用東方物品去向東方國家交換。買賣邊際，不是從故鄉近土而從遙遠他鄉走貨，西人充當販客兩頭得利，本為雙邊買賣卻因西人的插足成了三角乃至矩形交易。西人進而打造此間的國際貿易網，編織網絡的經緯線主要來自東方，但線頭與線尾卻捏在西方人手里，西人憑借交易信息（生產方與市場方）的不對稱操控著這張世貿版圖。近世，進出口與消費、投資同被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此時業已具有愈益凸顯的重要性。

 

 

 

西方霸主們無一例外地興建在“新大陸”及東方的殖民與貿易利益的基礎上，勢力更替也無例外地以東方霸權的換手為轉移，誰獲得東方貨品，誰就能稱雄世界。正因為此，歐洲強國不約而同地成立了“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轉手輸東方產品入華的利潤豐厚，僅胡椒的平均利潤就有200%，輸華胡椒在1775年達到高點1282534磅。他們輸往歐洲的又以中國貨為主，除了茶、絲外，名聲大噪的還有瓷器，1604年至1657年運往歐洲市場的華瓷總數超過300萬件。1780年12月，第四次英荷戰爭爆發，荷蘭遭重創，東印度公司也負債累累，1794年終告破產。真是成在東方，敗在東方。取而代之的英國人也不例外，從1775年至1833年間，英國對華出口總值遞升6倍，而其從印度販運來華的“東方貨”在英國對華出口總值中的占比，除了1790年至1794年均值為59.6％以外，其他年度均在60％乃至70％以上。西商主要從事的是輾轉販運，并沒有把多少新的經濟因素帶入東方經貿中，西人的到來只不過是在亞洲早已存在的貿易系統中新增了幾個分銷渠道和生意場而已。殖民者依靠堅船利炮而非自產貨品操控著通商諸方，這是一種早期殖民主義的貿易體系，是原始資本積累時期具掠奪性的經貿體系。后世的區位研究者習慣于將東方作為邊緣地區，實則在16至19世紀前期，東方更扮演了世界貿易中心的角色。長時間流行于世的觀念將東西方之間的溝塹挖掘至極端（“東方”與“西方”的概念本就是歐洲人提出，他們人為地以其所處地域為基準將渾一地球分為兩個想象空間，從而解構成一種明顯帶有西方強權文化的流行話語體系），未將雙方發展上的平等性和世界經貿的多元性充分攬入視野。緣此，東西方交往的歷史似可尋得另外的解釋框架。

 

 

 

此時的東方貨物仍屬資源型的初級產品，頂多是些手工制品（東方人頗具“手工藝”優長）。國際貿易已然進入大眾消費的近代形態，而制造業還滯留于前近代形態，消費呼喚生產方式的跨時代趨同進步。推陳出新成為產業革命的加速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功效凸顯，以科技革命為先導、以機器生產為標識的工業革命在西方領先發生，1803年哈洛克（William Harrosks）發明蒸汽動力織機，英倫的織機1813年為2400架，1833年為10萬架。應當了解，只有少數商品能夠成為全行業的引擎（此品須適用性極廣，復購率極高，產業鏈極長，供應鏈深達億兆消費者）——棉品正具有此特點。產工貿一體化代際更替是新興國家循走的成功路線，后發的美國進步更快，全美棉紡廠在1831年已有795家，到1859年增至1091家，“替代貿易”就是以國內生產的同類產品替換進口品，一般認為它是內向型，實則更是外向型，率先實現工廠化生產的棉品早在1836—1840年已占美國總出口值的63%。創新永遠是引領人類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工業革命不僅是工具技術的根本革新，而且導出生產方式的全新變化，進而實現國際分工既有格局的重新調整，手工生產的東方產品敵不過機器生產的西方產品?！澳暇┎肌钡木秤霰闶侨舸?，該品百多年在西方暢銷，但至1819年后，局面陡轉，當年華貨的最大進口商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離岸的土布價值121466銀兩，越年減至58181銀兩，1825年后更劇減到612銀兩。西方的機器織布以品質穩定、價格低廉、寬幅大面贏得客戶，這是東方的手工織機難以企及的?！奥鼜厮固夭肌保∕anchester cloth）的美譽播揚正在斯時，到1827年，棉織品占全英出口商品總值的半數。作為“棉花王國”的美國也于1826年開始自產棉織品銷往中國，到1842年，達50萬匹。大機器工業用不知疲倦完全順服的蒸汽力、機械力、電力來代替那些資源有限能力又參差不齊的人力，東方的土布業受到嚴重摧殘（印度的情況比中國更糟）。前時西方外貿貨品“空心化”的狀況不再，直接滿足當地需求的銷地產模式被打破，易代成“買全球賣全球”的產地銷模式，西方藉此實現進口替代的戰略升級。隨著西方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全面超越東方，先前，除了軍隊和臨時性的大型工程以外，人類少見大規模群體作業方式；如今，集約化工廠“流水線”使制式化大批量的產出成為現實，前時東高西低的落差轉換成西高東低的代差，東方與東方之間的貨品主流亦被此后西方對東方之間的貨品主流取代，西方工業品迅速侵占東方市場。1750年世界制造業產量相對份額中，所有歐洲國家合計占比23%，其中英國僅為1.9%；而中國一國便占32.8%的比重，印度占24.5%，東方優勢突出；到1860年工業革命完成時，四個相應比例數字為53.2%、19.9%、19.7%和8.6%。西方反居主要，將前此的“東方出貨”相繼排擠出局。究根究底，這是相對保守封閉的東方對壘趨新開放的西方的必然結果。沉迷于固守傳統的抱殘守缺，盲目虛驕不睜眼看世界的本我錮蔽，都是禍國殃民的自斷前程，唯有不懈地革新、開放、進步、發展是萬代不易的強盛國族之道。

 

 

 

大機器工業產出的巨量產品甚至出現“過?！?，引出前人難以想象的經濟危機，更大程度地開拓海外市場勢成急迫，“國旗所到之處貿易隨之而來”，于是，商務爭執演繹外交沖突，市場糾紛引向戰場對抗，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全面逆轉，西人明火執仗地利用武力為商貿開辟通道，呈現“暴力經濟學”的景象。再加持國際條約形式將所獲特權法律固化，通商的內容在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中居于主要——增開口岸、邊疆貿易、內地通行、撤廢行商、協定關稅、通關待遇、仲裁裁判、子口稅項、免稅審定、海關掌理、片面最惠國待遇、外船進入中國水域等等，“通商條約為條約中之最重要者”，不僅表現在通商貿易類條約在中外約章中占有最大的數量，而且體現在即或以政治、外交、邊界等為主題的條約中也多關聯商貿利益，眾多約章干脆以“通商”名目。沿承已久的交易方的平等地位終遭顛覆，被列強單邊性的強買強賣乃至超經濟掠奪取代。漸進的商品滲入和突進的侵略戰爭雙管齊下，對中國的國脈民命造成多重影響。1850年，上海的洋貨進口總值為390.8萬元，1860年就達到3667.9萬元，劇增8倍多。19世紀70年代后，洋貨更大規模向中國全境蔓延，若以1871年至1873年的進口值為100％，1891年至1893年即增加到206.6％。商品的大物流隨帶著資本流、意識流、信息流的無限流動。西方人從世貿入手，進而在各個方面——種族、軍政、經濟、制度、文化、宗教向整個世界翻版著他們的“類型”，美洲、澳洲全面“歐化”，亞洲、非洲部分“西化”。

 

 

 

古老的東方大國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換代——從古代步入近代。中國與西方從比較單一的通商關系轉變比較全面的外交關系，雙方交往擴容且逆轉；外國使領常駐中國，監督干預中國內政；西方權勢以霸凌姿態長驅直入，“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中國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深淵。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理念下，西方的機器工業和工廠形態移植中國，引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樣態，引來階級和階層的新生代，引致中國社會和中外關系諸般變化的新土壤。歐風美雨勁吹下重商主義風行，“國勢之強弱，人種之盛衰，實惟商業左右之，生死之”。1903年9月7日，清廷置商部，先前四維社會中排席最末的“商”的地位破天荒提高。商品經濟本質上就是外向性的，海內外商品交換節點的相對空間形塑國際市場，國際市場擴大成為國際化的都市，近代城市群崛起并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對愈來愈多農村地區的支配地位。凡此種種起始端由多與中西通商有關，漫觀外貿商品的“彌散性”影響，還是馬克思在1850年論及中國時說得好：“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逼溟g，尤以通商口岸為中外交接的觸碰點，埠口是政府為國家外貿專辟的交易地面，在近代中國，其含義極端放大，又不限于商貿，而關涉領土管理、口岸外交、司法轄屬、外軍進駐、租界劃分等重大主權。鴉片戰爭前，英商代表在英國議院聽證會上抱怨“中國對英國制造品的需要因通商限于廣州一口而受到限制”，呼吁動用武力來解決問題。戰時，開埠成為侵略者的重要訴求，1841年9月，英國外交大臣阿伯?。–.H.G.Aberdeen)甚至提出放棄“占領”中國領土，而全力謀求“通過一項允許對中國東部沿海四、五個主要城市進行貿易的條約”。戰后，通商口岸延擴上海等五口。19世紀50年代，中國外經貿中心順勢從廣州轉移上海。之后，增開口岸成為西方列強對華勒索的慣例，在簽訂的眾多不平等條款中，每每成為既定內容，這些通商口岸也就有了“條約口岸”（treaty ports）的別稱，近代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多達40余處；清朝的政體官制也隨易新名——從“五口通商大臣”到“南洋通商大臣”，從“三口通商大臣”到“北洋通商大臣”，“通商大臣”的職分特重，“中外系望，聲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為重。其所經畫，皆防海交鄰大計”。外域的人文物事經由各口傳入，通商口岸因此成為中外交流的重地和東西方文化碰撞的焦點，成為中國外視世界的窗口和西學東漸的發散地，許多近代性的變化由此發軔。1898年，口岸出現新模式——“自開商埠”，迄1924年，52個自開通商口岸分布于全中國。從西人強逼到自主開放，從被動接受到自覺“商戰”，印跡著國人與時俱進的覺醒歷程，反映著中國與世界對接時的主動調適過程。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