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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文釗 | 中國與美國(1784—1949)——“近代中國與世界”筆談(三)

      作者:陶文釗 發布時間:2023-10-14 字體: 打印
      作者:陶文釗
      發布時間:2023-10-14 打印
        
       
      中國與美國是兩個反差極大的國家。中國有5000年悠久的歷史和源遠流長的璀璨文明,美國歷史較短,還不到250年;中國人世世代代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生息、繁衍、發展,美國除了少數原住民外,是個移民國家,美國人不是新移民,就是老移民的后代。兩個國家具有各自的特點,走過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在近代中國與世界錯綜復雜的關系中,中美關系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兩國關系的狀況對于東亞國際格局,對于國際形勢和國際秩序都具有重要影響。
       
       
       
       
       
       
      1784年,即美國贏得獨立戰爭勝利的第二年,美國就向中國派來了獨立后的第一艘商船“中國皇后”號,這是兩國之間的最初接觸。此次商業航行受到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和當時的財政總監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親自支持,美國的許多開國元勛對首航都很有興趣。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從此以后,兩國的狀況和中美關系發生了許多改變,但美國對華政策追求的目標始終是: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信息和價值觀的“自由流動”。
       
       
       
      先說第一個“自由流動”。在列強對華不平等條約時期,美國同樣享有對華的種種特權,但美國沒有如沙俄那樣侵占中國的大片領土,也沒有如別的列強那樣參與19世紀末在中國謀求勢力范圍和租借地的瓜分風潮。恰恰相反,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所擔心的是自己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于是,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在1899年提出了門戶開放照會,這個照會不是發給清政府的,而是發給相關列強的,要求它們的租借地和勢力范圍對美國商業開放門戶。照會開始了美國與列強,尤其是與英國、日本競爭商業利益的新時期。由于英、日在中國捷足先登,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利益沒有占據上風。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列強在中國的影響和利益或者大大削弱了,如英、法;或者幾乎被驅逐了,如日、德;而美國在華的利益和影響卻通過戰爭期間的結盟大大增強了,美國實業界急于把這種政治影響力轉化為商業利益,急迫地與中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但中國內戰再度爆發,3年后革命取得勝利,國民黨敗退臺灣,《中美商約》的適用范圍也縮小到了臺灣。
       
       
       
      第二個“自由流動”不像第一個那么直接,在海約翰的照會中沒有提到價值觀的問題。但美國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濃厚的國家,美國人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用美國的價值觀改造世界是美國的“天定命運”。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說: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一廂情愿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這種國家的使命感自然也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對美國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予以保護寫入了兩國之間的條約。美國歷史學家韓德(Michael Hunt)指出,一方面,美國不同政府對門戶開放政策有不同的側重,海約翰國務卿與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總統以及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總統把商業利益置于首位,而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則把增進美國文化的影響力置于商業利益之上。另一方面,門戶開放政策的支持集團不僅有商界,而且有美國外交官、美國的教會及其派出的在華傳教士。傳教士們從不諱言,他們的目的是要“基督教化”中國,也就是用美國價值觀改造中國。但他們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強抵抗,收效甚微。
       
       
       
       
       
       
      中美關系不是孤立的,它是錯綜復雜的東亞國際關系和中國對外關系的一部分。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后,雖然沒有一個大國公然表示反對,但它并沒有消除大國之間的競爭。美國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在東北和華北)和英國(在長江流域),主要由于日本咄咄逼人地在東亞進行擴張,美日之間的競爭成了此后40多年影響東亞國際格局的重要因素。
       
       
       
      日本通過甲午戰爭把中國影響排除出朝鮮半島,通過日俄戰爭大大削弱了沙俄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美國無力抵制日本的凌厲攻勢,只能對日本步步退讓。在1905年的《塔夫脫—桂太郎協定》中,美方同意日本“建立對朝鮮的宗主權”,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鮮。在1908年的《羅脫—高平協定》中,美國實際認可了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張勢力,而從海約翰1900年照會中提出的“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則”倒退。在1917年的《藍辛—石井協定》中,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尤其在與日本屬地相接壤的部分享有特殊的利益”。這三個協定是美日在20世紀初在東北亞競爭的三個標志。美國從門戶開放的立場步步后退,而日本則步步進逼。
       
       
       
      但美國也在伺機反攻。在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聯合歐洲列強迫使日本同意《九國間關于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俗稱《九國公約》),重申門戶開放、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尤其是任何一國不得在中國任何特定區域內謀求有損他國權利的經濟特權。會議期間,中、日雙方代表在美、英等國斡旋下,通過會外交涉,達成《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中國得以向日本“贖回”膠濟鐵路,巴黎和會的遺留問題得到解決。華盛頓會議后,美國又以《藍辛—石井協定》與《九國公約》精神不符為由,逼日本同意取消協定。華盛頓會議是美國組織歐洲列強向日本發起的反擊,日本獨力難當,只得隱忍。
       
       
       
      《九國公約》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對外關系方面相對平穩,而國內先是軍閥混戰,接著是國民革命軍北伐,直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才有可能重新進行正常的對外交往。清政府喪失的國家利權,除了割地、賠款,最主要的是兩項:經濟上的關稅自主權,政治上的領事裁判權。南京政府與列強關于收回利權的交涉先從收回關稅自主權開始。經過數月談判,中美雙方于1928年7月簽訂條約,先前中國與列強條約中規定的中國進出口貨物稅率撤銷作廢,中國自1929年1月1日起得以恢復關稅自主權。然后,國民政府在1928年8月至12月間先后與各國簽訂了關稅新約。由于日本一再拖延,《中日關稅新約》遲至1930年5月才勉強訂立。收回關稅自主權是中國朝著國家主權完整的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意義不可低估。
       
       
       
      《中美關稅新約》訂立后,國民政府立即與美國開始談判廢除領事裁判權的問題,并取得了初步的進展,但這個過程被九一八事變所打斷。
       
       
       
      《九國公約》是加在日本頭上的“緊箍咒”,日本一直在積蓄力量,窺測時機想破除它。1929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席卷資本主義世界,各國忙于應對,無暇他顧。日本感覺這是天賜良機,遂制造了九一八事變。西方列強反應軟弱,美國和國聯互相推諉,誰也不想挑頭反對日本違反國際法和國際公約的行徑。日本迅速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完全撕毀了《九國公約》。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給中、日兩國政府的一份同文照會中,表示美國政府不認可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或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間締結的可能有損美國條約權利的任何條約和協定,史稱“不承認主義”或“史汀生主義”。
       
       
       
      1933年就任總統的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發起了“新政”來應對大蕭條,并收到成效。羅斯福也注意到日本對華侵略違反《九國公約》,但拯救美國資本主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國內強烈的孤立主義對美國外交形成了嚴重的掣肘。1936年5月,中美通過艱難談判達成了《中美貨幣協定》,美國承諾購買中國白銀;中國保證幣制獨立,保證現金準備中的25%為白銀,并擴大白銀用途。這一協定的訂立有助于中國避免一場行將爆發的金融危機,對幣制改革和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財政狀況的穩定客觀上具有積極作用。
       
       
       
      30年代的前半期,盡管在亞歐兩洲戰爭的陰云越聚越濃,但在美國仍然是和平主義、孤立主義當道,并接連出臺三個《中立法》,對所有交戰國實施武器、彈藥和軍需品禁運。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苦撐待變,積極敦促美國對日禁運,對華援助,先后達成了中美桐油借款、華錫借款、鎢砂借款,共計7000萬美元;1941年達成平準基金借款和金屬借款,各5000萬美元。與此同時,羅斯福政府在中立法允許的范圍內逐漸實行和擴大對日禁運,并于1940年1月廢止了《美日商約》,這對日本獲得擴大戰爭的資源是個沉重打擊。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國締結同盟條約。羅斯福政府認為,對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來自歐洲,西方文明的主要敵人是希特勒,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大西洋第一,歐洲第一”。對于日本,美國仍盡量避免與之發生正面沖突。1941年3月美國出臺了《租借法》,中國是租借援助的受援國之一,雖然所占份額很小。4月,羅斯福簽署命令,同意美國軍人辭職加入美國退伍空軍軍官陳納德(Clair Lee Chennault)組織的美國志愿航空隊(俗稱“飛虎隊”)。8月1日,美國志愿航空隊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空軍的一個單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終于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盟國。1942年1月1日,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26國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發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日本對華侵略打斷了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利權的過程。1943年1月11日,中美《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即《中美新約》)在華盛頓簽字,中英內容相同的條約在重慶簽字。美、英正式廢除了領事裁判權及其他在華特權。
       
       
       
      1943年11月下旬,美、中、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開羅舉行峰會。12月1日發表的開羅會議宣言鄭重宣告:“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毙允怪袊念I土完整得到了莊嚴的國際保證。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發表的《波茨坦公告》(蘇聯8月8日加入)重申,《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
       
       
       
      1943年10月底,中、美、英、蘇四國簽署《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四國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1944年9月、10月,中國代表參加了在華盛頓舉行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磋商聯合國的組織草案。1945年春,中國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發起舊金山會議,50個國家的代表與會,制定了《聯合國憲章》。中國不僅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而且是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本部分所述的半個世紀是近代中國也是近代世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與美國和其他大國的關系,中國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中國的國際角色都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中國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從列強爭奪的角力場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國,參與了戰后世界秩序的締造,中華民族開始改變自己的命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實現領土完整的愿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保證。
       
       
       
       
       
       
      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還在于,中國是一個處于革命之中的國家,除了兩國政府的關系,還有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關系。早在1941年2月,羅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在來華考察時就會晤了中國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居里在給總統的報告中提出,“既然中國實際上還是獨裁統治,蔣介石本人就在我們的對外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居里同時相信,美國可以敦促中國實行改革,指導中國發展成一個民主的國家。美國決策者沒有意識到,這兩點是自相矛盾的。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容不得民主改革。
       
       
       
      美國的政策是,抗戰時期的扶蔣用共,抗戰末期的扶蔣壓共,解放戰爭時期的扶蔣反共。在二戰時期贏得戰爭勝利是頭等大事,羅斯福承認中國共產黨是抗日的力量,不支持國民黨頑固派搞反共摩擦,希望國共兩黨團結抗日。1944年8月,駐中緬印戰場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司令部向延安派出了觀察組。中國共產黨對此予以高度重視和積極配合,認為這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觀察組成員、美國駐華使館政治官員謝偉思(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Davis)等撰寫了大量報告,其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人的”。
       
       
       
      羅斯福一直關注著國共關系,在開羅會議期間,就建議蔣介石與共產黨成立聯合政府。戰爭末期和戰后初期,美國對中國政治穩定的擔心增加,希望國民黨能進行一些改革,讓出一些政府職位給共產黨,共產黨則放棄獨立的武裝,以此避免中國內戰。1944年11月,美國派遣特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1945年12月又派遣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兩次調停的基本方案和目的是一樣的,都是要共產黨不戰而降,底線仍然是支持蔣介石。既然如此,調停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但馬歇爾對中國的了解加深了,他對蔣介石及其政權已經不再抱什么希望。
       
       
       
      盡管如此,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仍然必須支持國民黨。1948年美國出臺了《援華法》,這4億美元是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前美國給國民黨政府的最后輸血。同時,美國也采取措施與國民黨這艘“沉船”拉開距離。共產黨與美方都在謹慎地避免發生直接沖突,基本情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往哪里打,美軍就從那里撤走,如青島、上海。
       
       
       
      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即“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并決定,與美國建交的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毛澤東還明確提出了“一邊倒”的方針,指出新中國“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為新中國的外交指明了方向。
       
       
       
      杜魯門政府以傲慢態度對待中國新政權,還力圖拼湊一個拒絕承認新中國的聯合陣線。由于美國認定要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站在了中國革命的對立面,美國與新中國的對抗和隔絕乃是不可避免的。在美蘇冷戰已經全面開打、世界已經分裂成兩大陣營的情況下,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只能是“一邊倒”。
       
       
       
       
       
       
      文化交流是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兩國的文化是異質的文化,但兩者也是互相影響,互相借鑒的。美國的開國元勛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個方面都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們既從西方哲學經典中學習法律和秩序,又從儒家學說中借鑒對道德和人性的理解,以尋求治理國家之道。在物質方面,早在北美獨立之前,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就在北美市場廣受歡迎。大至中國的農業技術和植物品種,小至制作肥皂、蠟燭,以及中國北方農民的取暖方式,美國人都感興趣。中國的建筑,包括長城、大運河更獲得高度贊揚。1771年,費城的一家雜志介紹北美成功引進中國的稻米、高粱和豌豆的情況。他們甚至幻想,“如果美國能有幸引進中國人的工業,中國人的生活技巧,他們對畜牧業的改善和本土的種植業,美國有朝一日也能成為像中國那樣人丁興旺的國家”??梢?,當時美國把中國作為榜樣。
       
       
       
      留學美國是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第一次成規模的派遣留學生是在19世紀70年代初。清政府為興辦“洋務”,在1872年至1875年間向美國派出了120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梁敦彥等。但由于守舊人士的反對,這些學生沒有完成他們在美學習計劃,而于1881年被召回。愛國詩人黃遵憲為此寫下五言長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表達自己的深切遺憾和憤慨。盡管如此,歸國留學生們仍然為國家的發展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庚款興學掀起了又一次留美高潮。美國這樣做,是要獲得中國人在思想感情上對美國的好感。庚款興學確實培養了一些親美派,但留美學生中的大多數人是愛國的,并成為中國現代諸多科學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留學運動促進了中美兩國的科學技術交流。
       
       
       
      美國文化影響中國的一個重要媒介是傳教士。傳教士的身份及他們從事的活動具有復雜性。美國傳教士把他們在美國社會從事的種種活動,如創辦學校、譯介出版書籍、主辦報刊、建立醫院等移植到中國,把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帶到了中國,這些文化教育活動既是他們試圖影響中國社會的手段,也是他們順應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而作出的明智選擇。但他們畢竟是西方殖民勢力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活動是受到中外不平等條約庇護的;這些活動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的影響也是復雜的,以致近代史上教案不斷。因此對于傳教士在華活動做出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評價都是不恰當的。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學者對傳教士創辦的學校、醫院、報刊等做了大量個案研究,學界在這方面的認識已經比以前豐富了許多。
       
       
       
       
       
       
      中美關系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即華工赴美和美國排華的問題。
       
       
       
      近代中國對外移民有三個大的方向:下南洋、走西口、赴美洲。美國既然是個移民國家,中國移民去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吃苦耐勞的華工對美國社會的發展作出過非常積極的貢獻,尤其是在修筑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這一世紀工程中,華工是主力。參加筑路的華工少時數千人,多時達3萬多人。華工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從事繁重、危險的工作,不少人凍斃在建筑工地上。而太平洋鐵路的建成使美國經濟進入狂飆發展時期。馬克思、恩格斯也一直關注美國的鐵路建設,馬克思在1869年8月10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通往加利福尼亞的鐵路建成了。但是這條鐵路之所以能建成……是由于資產者輸入了中國苦力來壓低工資?!?/div>
       
       
       
      1868年7月的中美《蒲安臣條約》鼓勵兩國人民的自由交往,或游歷或貿易或久居,不得禁阻。在這個條約之前,在美華工是沒有法律地位的。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又剝奪了華工的合法地位。只有這十幾年間在美華工的社會地位才是兩國條約確認的,這是這個條約的積極意義。
       
       
       
      上述條約滿足了美方對華工的需求。中央太平洋鐵路完工后,華工有的去了東部,有的在中西部定居下來,但多數回到加州待業。鐵路通車后,大量白種工人來到西海岸,而這時華人赴美移民也達到高峰。1873年美國又爆發了經濟危機,加州經濟遭受嚴重打擊,失業率飆升。白人種族主義勢力為了轉移本國工人的不滿,把工人失業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歸咎于外來移民,特別是中國移民?!都~約時報》甚至危言聳聽地警告說,西部各州正在變為“中國的殖民地”。華工因為種族、語言、生活習慣的隔閡,難以融入白人工人之中;又因為祖國貧弱,組織渙散,難以聯合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以“加利福尼亞工人黨”為首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對華工進行騷擾、驅趕甚至殺害,反華暴行似瘟疫一般在西海岸蔓延。
       
       
       
      1882年《排華法》停止華工入美10年,州法院和聯邦法院均不得批準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此后《排華法》一再延長,1904年美國國會決定,《排華法》無限期有效,并禁止華工從夏威夷、菲律賓等美屬島嶼來美洲大陸。中國各界民眾對美國歧視和迫害華人忍無可忍,于1905年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清政府對美國排華曾多次提出抗議,歷任駐美公使曾一再進行交涉,在美華工也進行了抗爭,但收效甚微。1887年駐美公使張蔭桓交涉石泉慘案,終于獲得美方賠償,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得到西方列強的賠款。
       
       
       
      直到太平洋戰爭時期,中美結盟抗日,許多華裔和華人積極投入了反法西斯戰爭,國會才于1943年12月在羅斯??偨y的敦促下廢除了《排華法》。美國排華的歷史表明,華工是“特別丑惡形式的種族歧視”(羅斯福語)的受害者,在美華裔和華人在半個世紀中被拒絕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由于國家羸弱,在與美國交往中沒有平等地位,也無力保護海外僑民。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 ICP 備 050551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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