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個恒久且常新的話題。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近代中國走過的路與這個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當其進入歷史研究的范疇之后，自然為后世史家所關注。不過，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有關這個主題的研究，車載斗量，各有擅場，至少從大的方面而言，由中國看世界（中外關系）與由世界看中國（外中關系），或者統合兩者之全球化研究，因為其觀察視角之別，對同一問題的看法和結論便未必完全一致，更兼國別關系之國家性所在，亦非意在淡化國家分野的“全球化”視角所可完全消解。既然本次筆談的主題為“近代中國與世界”，那本文也循例不脫主題，主旨在由中國看世界，以近代中華民族復興為討論的主線，談談筆者對近代中外關系宏觀層面的一些看法，至于如何由世界看中國及其他的視角，或可留待另文再加討論。
時間的意義——歷史節點或階段的機遇把握
歷史最重要的觀察角度是時間，尤其是重大事件發生之節點或演進之階段過程，即所謂歷史的機遇，在歷史時間中尤具意義。唯當其時，草蛇灰線，頭緒萬端，歷史的當事人身處其中，未必能有超前之預見與機敏之選擇，把握歷史機遇，成就宏圖偉業。只有后世史家，方可于飽覽前世的方方面面之后，從容復盤歷史的進程，推論當年之種種是與不是。此或為后見之明，惟歷史研究本身是以過往之事實而為后世之借鏡，多半也只能是后見而非先見吧。
從歷史機遇把握去觀察，以后見之明復盤近代中外關系的時間線，至少有兩個時間段極可注意，一為洋務運動，一為抗日戰爭。
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開端，西方列強挾堅船利炮之勢入侵中國，強簽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漸使中國失去原先的獨立自主而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附庸，中華民族也因國家沉淪而有了民族復興的思考與追求。以時人之說法，中國遭遇的是“三千年一大變局”“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這使原本以“天朝”自居而鄙視“番邦”的清廷，在萬般震驚之余，也不能不有所變革，由此開啟了一段學習西洋技術而辦洋務的歷史。就其形式和內容而言，洋務運動是新的變革，也確實做了不少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努力，然就其實質而言，這個過程是被迫因應而非主動進取，其間有守舊派的顢頇無能，也有洋務派的眼光短淺，更有最高決策者的固步自封。所以，洋務運動貌似有聲有色地搞了30年，不僅沒能將中國引入現代轉型和發展的坦蕩歷程，還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之敗而盡顯原形，終以失敗而告終。
洋務運動為何失敗，學界已有充分的討論，無須多言。值得關注的是，就時間線的進程而言，洋務運動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在近代改變自身被欺凌被壓迫地位的一次機遇，實際上也就是延緩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歷史時間中的機遇是客觀存在的。當洋務運動進行之時，中國在世界尤其是東亞和周邊地區仍維持著一定的地位（朝貢體系），中西差距尚不及其后之大（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仍在進行中），經濟社會資源還可以有所作為（近代企業的興辦），清廷對社會還有相當之掌控（政局和社會大體穩定），外部環境也還沒有以后那般嚴酷（沒有發生波及本土的大的外部戰爭），或可謂這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窗口期”。但是，可能性只有轉化為現實性才具有實際的意義，而這個“窗口期”的可能性卻未能轉變為現實性。對比近鄰日本，同時期也是以弱勢而傳統的國家面貌，應對強勢而現代的西方列強的挑戰，旋因明治維新的現代化改革而迅速崛起，一躍而與西方列強比肩。于此可見，機遇把握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所在。雖然日本對機遇的把握，因其后來野蠻的對外擴張侵略而大失其原本應有的意義，可是中國失去的機遇，卻使中國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延誤多年，并且使中華民族屢受外敵（包括日本）入侵的磨難，誠不可不為后世史家所思所慮者。
但是，中華民族的近代歷史也是歷經磨難而走向復興的歷史。我們再將歷史的時間線由洋務運動拉到抗日戰爭，歷史發展呈現了完全不同的結局。
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隨后不斷擴大侵略地域，由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上海，到與中國古都象征和文化中心北京（時為北平）緊鄰的華北長城沿線，直到1937年7月，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使中華民族再度陷入存亡之險境。
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遭受日本入侵時的世界地位，并不比洋務運動時更好。中外經濟差距越來越大〔1936年中國（不包括日占東北）的鋼產量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國的千分之一〕，國民黨政府對全國的掌控也不及清廷（內部派系爭斗、外部地方自立），中國的相對國力大致處在近代以來的低谷。正是在這樣的不利情況下，中國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戰之路（相關因素見后述），并由局部抗戰而發展為全國范圍內的全民族抗戰。中國的抗戰是以弱對強，但以其持久性、廣泛性和堅定性，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中國抗戰不僅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由此開始了世界反法西斯陣營醞釀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正是在中國對抗戰的堅持中，迎來了世界范圍內反法西斯陣營的最終形成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全面支持，中國則通過自身向世界反法西斯的人道正義大潮的主動融入及為世界反法西斯正義事業做出的重大貢獻，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積極參與型塑和維護戰時及戰后世界新秩序。
中國通過堅持抗戰及其最終勝利，化危為機，廢除了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收回了曾經失去的領土東北和臺灣，成為戰后國際秩序基石的最重要國際組織——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和常任理事國?！斑@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睆闹腥A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而言，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復興的樞紐?？箲鸬倪^程及其結果與洋務運動的徘徊不定及黯然收場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亦可知，在歷史的關節點及其走向之中，如何選擇，如何把握，如何發揮有利克服不利，在關鍵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對國家、對民族、對為政者都是至關重要的。
空間的分合——地方分離向國家統合的回歸
一般史著基本都以時間流變為脈絡，空間的作用往往沒有時間那么顯明，其實，空間在歷史進程中也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以中國而論，自古至今，廣袤的空間和眾多的人口（眾多人口也需要廣袤空間的支撐），在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模式下，成為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礎所在。但是，在傳統中國分合治亂、循環往復的歷史演進中，既有在中央政權強盛時，充分發揮領導力，通過高度統一的方式治理國家的歷史傳統和心理積淀，也有在中央政權衰弱時，地方強權的興起及其各自為政。近代以來，在內外環境的共同擠壓下，中國又一次出現了由合而分的趨勢。洋務運動時期地方督撫勢力的興起已露其端倪，發展到庚子之變時的“東南互?！?，已經公開表示出對中央政權的離心傾向。地方分離傾向造成地方勢力為自?；驍U張而向列強尋求支持，而列強為擴大其在華利益亦各自尋求其代理人，雙方都有彼此接近的動力，損害的卻是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因此，空間的統一性轉向分裂性，將導致對外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尤其不利于需要由中央政權統一因應及地方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對外關系，這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實，并以其特定的方式延緩了民族復興的進程。
辛亥革命之后，因為武人勢力坐大，脫離體制約束，軍閥割據爭戰，政治分裂失序，地方離心傾向日漸滋長，更進一步影響到需要由中央政權主導的對外關系的統一性。國民黨當政后，名義上實現了統一，而在實際上仍是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地方紛爭分裂如故，無法形成對外因應的統一的一致性合力。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其間國民黨政權的危機處理，不斷表現出這種分裂局面的不利影響，也是國民黨對日政策軟弱無力的原因之一。各地方實力派集團，關注的多為自身利害得失，國民黨中央執政集團既缺乏堅定抵抗日本侵略的決心，也缺乏有效的組織和動員機能，又受地方實力派各自為政之掣肘，對日本不斷擴大的侵略，一度采取了妥協退讓方針，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日本決策者對華侵略擴張的冒險沖動。
但是，中國和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內在趨勢始終是統一性大于分裂性。隨著中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也在變化。由于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在“亡國滅種”造成的普遍的危機意識和反抗外來侵略、追求獨立自由的民族精神刺激下，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統一趨向，克服內外種種阻礙，不斷復蘇與壯大，形成壓倒分裂趨向的回升勢頭。1937年7月，全國抗戰開始發動，為克服地方分裂傾向，形成一致對外氛圍，造就了難得的契機，“在對日作戰之前提下，已使舉國一致”。原先對南京中央政權離心離德、公開反對或若即若離、面和心不合的地方實力派，也紛紛表示對抗日決策的擁護和支持。如桂系首領李宗仁所言，“如再蹈以往覆轍，打頭頭應，打腳腳應，忍令山河破碎，則國將不國矣”。本來，國民黨內還有人擔心，“地方與中央未能完全一致，地方對中央若尚存疑慮，則敵人各個擊破之技售矣”。但是，全國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充分表示了中國人“凡稍有心肝者，決不易走入喪權失土之妥協”，正所謂“舉國爭言抗日，人心似極可恃”。于此亦反映出，近代以來因軍閥勢力擁兵自重而形成的空間分裂，因為外敵入侵的擠壓和刺激，又復歸中國歷史一直以來的大一統趨勢，走向統合的進程，從而也為民族復興創造了有利的空間面基礎。而且，因為日本的侵略由北而南、由東而西的擴展，中國版圖中各地域空間的重要性也在起變化，抗戰時期四川從“僻處西陲”之地躍升為“民族復興根據地”，便為其中鮮明一例。
在抗戰的大環境下，民國時期一度頗具影響的地方實力派的能量漸趨收縮，這也說明，當民族復興成為整體的時代浪潮之際，地方實力派“自主性”的擺動幅度和邊界只能由這個大目標所限制。一旦越出這個邊界，他們的訴求將不再具有政治和道德的正當性，并將為時代所拋棄。在此基礎上，反思近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及中央集權的統合進程和經驗教訓，認識統一的國家狀態和有力的中央管治對于中國近代發展和轉型及民族復興的意義，或可有更深入的討論。
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命題。但是，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并沉淀為集體遵從和堅持的意識形態之后，又反過來對社會存在產生著重要的反推力。這在近代中國表現為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及其對近代中外關系產生的重要影響。
中國具有從未中斷的悠久文明史，在此過程中，中華民族凝聚了高度的內在向心力，“天下”觀和“一統”觀是其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核。所謂“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民族國家的概念則產生于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潮亦與此對應興起，并因西方國家的崛起和擴張而流行于世界。19世紀中葉，當西方列強東來入侵中國，中國人方才恍然而悟并切身體驗到，這個“天下”并非“一統”，“我們”和“他們”也并非平等，從此，相對于外來“他們”的內在“我們”，接受了近代民族觀和民族主義，開始形成整體的中華民族觀和中華民族主義，而其核心內容及基本目標則是實現擺脫西方壓迫控制的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國家主權獨立完整。正如中國學者費孝通所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div>
近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滋生和成長，經歷了一個由盲目而自覺、由沖動而理性、由狹隘而宏闊的發展過程。20世紀初，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提倡“中華民族”觀，“對宣揚民族主義和提高中華民族的自覺自然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還疾呼，“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這也逐漸成為當時國人的共識，即“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于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后民國成立，共和告成，“五族共和”觀念不斷擴展，中華民族觀以及基于此之上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在國人中逐漸普及。
近代民族主義來自西方，其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既是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刺激中國的產物，也是中國學習西方先進面、融入世界發展的產物。只是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目的，不是為了形成自主獨立的、與西方平等競爭的中國，哪怕這個中國愿意以西方為師；西方列強需要的，恰恰是依附的、四分五裂的、可以任其“自由”行事的中國。甚至有不少西方人認同白人種族“優越”論，認為“白人有責任肩負‘重擔’，要在全世界普及更高級的‘白種人’文明，要使異教徒皈依基督教”。所以，盡管中國這樣的“學生”當時認定要向西方“老師”學習，但西方列強（包括日本）并不認為中國有資格成為世界大家庭的平等成員，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成長抱持拒斥之態度與壓制之作為。
中西之間圍繞國家主權和發展的碰撞，不斷刺激著民族主義浪潮在中國的成長。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國作為一戰的戰勝國卻橫遭列強之辱，使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對列強的強橫非常憤懣，從而爆發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當中國參加和會的代表，在國內民眾抗議聲浪的支持下，毅然決定拒簽《凡爾賽和約》時，如顧維鈞所言，“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觀點來看，它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寫道：“從巴黎和會決議的禍害中，產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div>
就長遠而言，五四運動代表了一個新時代的發端，是中國民眾自覺的、理性的、愛國的民族主義時代的到來，其本質是反帝反殖，追求國家主權完整與民族獨立自由，再結合對國內腐敗政治的不滿和反抗，用當時人的表達就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經歷了國家積貧積弱及列強壓迫而帶來的種種屈辱，受到了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啟蒙，再由五四愛國運動之洗禮，近代民族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滲入中國人的思想并表達在他們的行動中，使列強從此以后再不能輕視中國人民的呼聲，也使當政者從此以后再不能輕視民意的表達。誠如后世論者所謂，“五四事件標志著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方面的支配勢力而問世”；“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衰而復盛，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一個決定性的推動力量”。
及至抗戰時期，全體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得到空前的發抒，并在廣闊的時空層面，超越了地域、階層、政治立場的差異，成為堅持抗戰的重要精神支撐，也成為民族復興的不絕源泉。在當時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中，這樣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義勇軍進行曲》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如《保衛盧溝橋》所唱：中華民族是一個鐵的集體！再如《黃河大合唱》所唱：黃河！你怒吼著，叫嘯著，向著祖國的原野，響應我們偉大民族的勝利的凱歌！“中華民族”的意涵為所有中國人所認同，也成為所有中國人共同護衛的精神家園。如法國《人道報》所言：“許多年以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里長城似地矗立了起來?！?/div>
中國近代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之興起，還與中國周邊亞洲各殖民地國家（如朝鮮、越南、印度等）擺脫殖民統治、追求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相呼應相支持，對亞洲近代格局的演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也是我們關注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不能不注意的方面。
人的作用——歷史人物與歷史走向
人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中最為活躍的因素。當我們討論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不能不關注人的作用，歷史時間中的機遇，歷史空間中的一統，并非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握或形成，其間關鍵還在人的作用，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在于人的主觀世界對外部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和因應。
自進入近代之后，如何在列強欺凌壓迫之下恢復完整的國家主權與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進而完成民族復興大業，是中國人的首要任務，而如何充分認識外部世界，正視自身長短，便也成為中國人必須學習的功課，所謂知己知彼，方可百戰不殆。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且不說守舊頑固派視封建舊傳統為命根子，即如貌似求新的洋務派，如其首領奕?所言，“查西術之借根，實本于中術之天元……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術如此，其余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在此認識之下，只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何談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清廷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對世界和中國大勢并無深切認知，卻醉心于玩弄權術，抓住最高權力不放。所以才有庚子年間以光緒帝的名義先是發上諭聲稱，“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而在列強再次入侵京城被迫逃亡之后又發上諭稱，“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故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就是如慈禧這樣的最高統治者，面對國家民族危機而表現出的所謂見識與決策，其中既有外在的盲目自大與沖動，更有內在的己不如人之自卑，中國的命運掌握在這樣的領導人之手，被列強逼簽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約》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民國建立后，袁世凱成為最高統治者。雖然不能說袁世凱完全不通外務，甚而在清末新政時期，他還曾一度出任外務部大臣（尚書），專辦外務，但在本質上，袁世凱仍為深受舊式傳統熏染、具有嚴重封建思想、自大與自卑交織的領導人。在民初中俄兩國有關外蒙問題的談判中，袁世凱居然指示中方代表用“彼有實事，我徒虛名”的方式向俄方讓步。此等“徒虛名”的對外交涉方式，在過去清廷辦理外交的過程中，就曾使中國喪失了不少本可爭取的權利。當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這樣幾近亡國的條件時，雖然他也不禁向其軍事顧問、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抱怨，“日本國本應以平等之友邦對待中國，何以時常竟視中國形如豬狗”！但終禁不住日人的威逼利誘，在被迫接受“二十一條”的多數條款后，對日本撤回其中的第五號內容表示“深為銘感，日本政府如此寬大之度量”。而究其實際，連袁世凱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此次交涉“損失權利頗多，疾首痛心，憤慚交集”。
與此同時，從晚清到民國，正是在那些風雨如晦的年代，誕生了既有近代國家觀和民族觀，以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為依歸，以中華民族復興為己任，而又有現代國際觀且明了世界大勢與因應之道的新一代領袖人物，如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就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期間，11月22日日軍攻占旅順要塞，大肆屠殺中國民眾，兩天后的24日，孫中山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次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與慈禧和袁世凱那樣的守舊人物完全不同，孫中山對東西各國的長與短有充分的了解和體認，他總是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國，同時又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觀照世界，再經過自己的深入思考，形成不保守、不泥古、不自大、不盲從的思想與實踐品格，堅信“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的責任”。孫中山從來都堅定地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和侵略，追求中國的民族獨立復興和國家統一富強，如他所言，“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同時，孫中山也從來都主張學習他國的一切先進之處，取他國之長，補己國之短，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孫中山不自大也不自卑，主張學習外國的長處，同時又對中國和中華民族充滿自信，主張“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后跟著他”。相比之下，與孫中山同時代的那些當政者，未識外國時坐井觀天，初遇外國時僵硬守舊，與外國打交道多了，又懾服其“實力”而畏首畏尾，且久而久之，習非成是。正因為孫中山的遠見卓識，才使他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創立共和，百折不撓，成為近代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奮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毛澤東這樣寫道：“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div>
當我們討論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也不應忘記那些為中華民族獨立和復興作出貢獻的先賢，如以顧維鈞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群體。
一戰前后，以顧維鈞為代表的新一代外交家群體在中國對外關系中開始發揮作用。他們接受過西方教育，了解世界大勢，諳熟現代外交，而又能秉持愛國立場，堅守民族大義，對外交涉不卑不亢，沉著應對，據理力爭，盡最大努力為中國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代表中國發言時堅定地表示，中國“倘不力爭，不特無以對中國，亦無以對世界”。他的發言兼具感性與理性，語調平和而堅定，表述明晰而坦蕩，“理由極為充足”，既守原則又不失分寸，使與會列強代表也不能不為之折服。會上會下，會內會外，顧維鈞等都在尋求一切機會和可能，向世界公開闡釋中國的立場，提出各種解決的方案，爭取他國代表和國際輿論的理解和同情，也為以后的交涉和轉圜留有余地。直至中方所有合理的主張均被列強拒絕，出于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感，在國內民眾運動和輿論的強有力聲援下，中國代表團向列強表示“未能簽約”，并聲明“此舉責任不在于我，而在于人之不合公道”。在當時中國的弱勢國情之下，他們能夠把握大勢和機遇，為近代以來始爭終讓的外交格局打開新局面，也為中國挽回了部分權益。所以，強弱之勢未可一概而論，事在人為，弱國在與強權的對抗中，也未必不能觀察大勢，有所進取。
不過，在當時的內外環境下，顧維鈞等新一代外交家群體的所作所為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中國當時的國力畢竟有限，對外交涉受制于此，所能達到的目標很難太過超出實力的支撐；另一方面，由于當時軍閥割據造成中國政治的分裂，使對外交涉缺乏來自中央層面的統一決策和有力支持，外交官的作用也被打了不少折扣。1923年臨城劫車案發，當中外交涉之時，正值曹錕通過賄選擔任總統，亟待駐京外國公使團的“覲賀”以充門面，公使團借此要挾中方有關文書稿本必須事先送其征求同意，顧維鈞也不能不忍氣吞聲而接受。時論評為：“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換元首懷仁堂的一握手?？蓱z轟轟烈烈的青年外交家，為維持中國國際地位而就職的外交總長，竟辦成如此屈辱外交！”這也說明，外交與內政實不可分，成功的外交多半由統一且穩固的內政為支撐，而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動發揮與被動接受，主觀與客觀勾連交織之下的選擇與可能，于此或亦可有正反之觀照。
打倒列強與國際統戰——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對近代中外關系的型塑
討論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革命的意義和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當中國的國運在列強壓迫下不斷沉淪，國人受此刺激的反思和實踐亦由局部而整體、由洋務而維新，最終走向革命的道路。同盟會和孫中山在推翻君主專制、創立共和民國的革命過程中起到了領導作用，同時他們也學習借鑒了西式政治體制，期望以此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他們的熱誠和努力并不成功，民國以后的政治亂象，催生了國人的進一步思考，在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十月革命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背景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由此開始了中國歷史和民族復興的新階段。
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胸懷中國、放眼世界、致力于通過對中國和世界的觀察和省思、再由中國人自己的奮斗而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在其首次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即提出，“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發達到任何國家都變了他們的市場，幾千年閉關自大的中國也受了這種勢力強迫的侵入”。這樣的國情認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邏輯起點，即中國由于帝國主義入侵失去獨立自主而成為半殖民地國家，又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帶來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成為半封建國家，由此，中國需要進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這個革命由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便區別于過往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目標，而這個概念及其解釋，出自對這個資本—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及其與中國關系的明確認識。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
中國共產黨將其對世界的認識融入其革命綱領之中，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線，并通過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在廣大民眾中普及了以反帝為中心的革命主張。有論者言，“特別是列寧理論和蘇俄革命模式以其對中國強大的指導和示范作用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接受后，這種反叛逐漸在20年代中期演變成一場反叛華盛頓體制，要求改變中外關系現狀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時期最為流行的動員口號“打倒列強除軍閥”即為其對外對內兩方面的表征，這樣的革命為中國的世界認識及其對外關系的變革以及民族復興注入了新的活力。
1927年國共分裂之后，雖然共產黨退至各省邊緣地帶從事革命斗爭，但在看似封閉的環境中，其對革命認識的出發點之一仍在其世界認識。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國”“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而造成的分裂，使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樣的空隙而發展。既然如此，共產黨便不能不關注世界局勢的發展演進對中國的影響，尤其到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之后，共產黨更加關注世界局勢和動向，并隨著中日關系的緊張和矛盾的加劇，開始逐漸調整革命方略，走向聯合全國各黨派共同抗日的道路。到了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后，翻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的文件和對外的公開宣傳，有關國際局勢的分析和判斷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對近代中外關系的認識和型塑表現在多方面：（一）在劃分敵我友的基礎上，將中國與各國的關系與國際統一戰線相聯系，在不同的時期提出不同的任務。在反法西斯戰爭時期，“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對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視和運用，建基于國際環境的變化，也體現了共產黨內外政策出發點的一致性。（二）始終如一的反帝反侵略的堅定性。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之后，共產黨便開始提出抗戰的主張，尤其是在東北那樣艱苦的環境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全國抗戰開始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而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觀察，許多人都認為，“全國對抗戰心口如一，第八路軍的人第一”，“其余類多口是心非”。這樣的反侵略堅定性，也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三）強調獨立自主，堅定民族自信?？箲鸷笃?，不少同盟國包括美國人士進入延安和根據地，共產黨也開始了直接的對外交涉（外交工作）歷程，為此，中共中央提出，外交工作“首先必須站穩我們的民族立場”；“國民黨當政二十年，即在抗戰時期，上層人士的懼外觀念仍很濃厚，這不能不影響中國社會，故我們應一方面加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學習人家長處，并善于與人家合作，但決不是懼外媚外。這就是正確的民族立場”。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共產黨提出的民族立場與前述孫中山主張的民族立場，其間的傳承性、一致性、發展性，而中華民族復興正是需要建基于這樣“正確的民族立場”。
1945年，共產黨代表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美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與他共同參會的顧維鈞認為，董必武“通曉國際事務”，對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的行動準則始終“恪守如一”，雙方的合作順暢。通過參加聯合國憲章的制訂，中國共產黨對戰后新的國際秩序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共產黨對反法西斯戰爭的歷次重要會議和文件都表示了高度支持，“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于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有利于“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是不斷成長壯大的，因此其對近代中外關系的影響和型塑也是不斷加強的。
余 論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以中國為主體的中外關系出發，在多維的觀察角度下，呈現出多樣化的情景。近代以來，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入侵的壓迫，飽受屈辱，而近代中國人追求民族復興的奮斗，也與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過程不可分，其間之關鍵在保持國家獨立與民族自信，而為政者的大局觀和大勢觀，他們的廣闊眼界、宏大見識、長遠規劃、戰略思考、戰術因應，等等，也都不可或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之辯證統一。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既有被動應對失去機遇的教訓，也有主動因應把握機遇的成功；既有地方離心影響對外關系的不利，也有國家統合漸復支持對外關系的利好；在理性、包容、愛國的反帝反殖民族主義浪潮激勵下，革命先驅和進步先賢著力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揚長避短，將客觀的可能性轉變為實踐的現實性。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對世界格局的正確認識下，體察中國國情，領導中國革命，推動了近代中外關系的重新定位與型塑?？傊?，近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與近代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互為一體，互相影響，走過了一個由低向高的歷程。而當歷史走到1949年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又翻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