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作者對不同政治、階級、價值立場的人在戰火中的不同抉擇也有所展現。從政府官員（黃紹竑、邢震南、鄧讱）到軍隊將領（顧祝同、劉健緒、何嶷）、普通學生（陶永銘）、一般市民（楊媗），作者在細心揣摩戰火中人物心路歷程的同時，探尋人之本能、本性與情感。正如作者所言：“只有關注人在無情戰火和艱危時刻的情感、行動和抉擇，抗戰史的敘述和研究才會更加富有生命力，從而引發讀者長久的共鳴與思考?！弊髡咧匾暤痪窒抻谡?、經濟視角，還兼顧國家之外的家族、社會與個人的歷史，并從國家和社會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去觀察個人的生存本真、人性本色，從而使抗戰史書寫更為全面化、立體化、人性化、生動化和樸質化。

 

 

 

　　最后是“落地”于地方而又超越地方。作者認為：“區域抗戰史研究并非在區域內畫地為牢，而是自始至終在全國抗戰局勢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視野中徐徐展開?！弊髡呔劢褂谌A東而又關注華東之外的聯結，同時關注歷史的連貫性，通過對抗戰變局中華東地區的研究，“反哺”明清以來的華東（江南）社會在戰爭和災難面前是如何應對與重建的；在探討地方人文和社會變動后，提煉華東在抗戰過程中的獨特性，進而總結全國甚至全世界在應對戰爭時的普遍性規律，從而在歷史研究的對象與議題上進行自覺的延伸與思考，以地方史編織出中國史甚至是世界史。如該書第5章中，作者在研究浙西游擊戰的同時，將其放置于整個華東戰場，并研究國共游擊戰不同的戰略、戰術，從而形成對比研究。結合日軍、日偽政權對淪陷區進行的軍事侵略及殖民統治，通過論述1938—1939年間國民黨在浙西天目山根據地進行敵后游擊戰的具體情形，作者呈現了國民黨利用浙西有利地理條件和社會資源與日偽進行的博弈，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浙西游擊戰的得失，并進一步闡釋了“前方的后方”“淪陷區”“大后方”等約定俗成的用詞背后所隱含的變動和復雜的內涵，從而將視野延伸至華中、華北，甚至全中國范圍內的抗戰。同樣，作者在第6章探討寧紹戰役時，亦將其置于二戰背景下，分析日本大本營根據國際及歐洲戰爭的形勢進行戰略調整，并制定《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妄圖通過占領寧紹地區，對國民黨軍隊的國際補給線實施海陸空封鎖，并為其進一步南侵東南亞打下基礎。作者指出：“超越地方經驗，是要在細致深入地研究戰時地方社會的基礎上，在問題意識方面保持超越具象的探索愿望，在空間上看到各個地方此處相同、彼處又不同的多層次面相，在時間上看到地方保有的歷史連貫性，在結構上看到一個看似地方內的小問題實質上包含著與外界千絲萬縷的相互聯系與共振，從而去關懷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重要問題?！焙翢o疑問，《華東》一書的論述很好地詮釋了這一敘述邏輯。

 

 

 

 

 

 

　　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國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同時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資料、圖書報刊、日記信件、實物等。要做好戰爭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憋@然，史料的豐富性和多樣化有利于拓寬歷史研究的視界，豐富歷史面貌的層次?！度A東》一書作者受過系統的歷史學專業訓練，具備良好的軍事史、政治史和經濟社會史學術研究背景，理論功底扎實，其對各方史料尤其是檔案資料的準確運用給研究者作了很好的示范。

 

 

 

　　海峽兩岸大量抗戰檔案史料的解密、開放和共享，對于抗戰史研究意義重大?！度A東》一書在史料運用上，除政府檔案、已刊資料匯編、書信、日記、報刊資料外，還利用海峽兩岸大量未刊的一手檔案。其中包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和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戰史會檔案，上海市檔案館藏日偽上海市政府檔案，浙江省檔案館藏浙江省政府檔案與浙西行署檔案，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糧食部檔案”“行政院檔案”及戴笠檔案，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等。如在第4章中，作者綜合利用朱家驊檔案、“國民政府檔案”、“行政院檔案”、陳公博檔案，以朱家驊與印尼僑商黃宗孝、黃江泉家族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后的交往為線索，詳細探討了黃氏家族在時代大變動中的困境與選擇。在附錄中，作者又結合《馬寅初全集》、蔣介石日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朱家驊檔案、《周恩來年譜》，以及邵元沖、馮玉祥、翁文灝、唐縱、竺可楨、黃炎培等人的日記等資料，梳理了經濟學家馬寅初在國共相爭、時代鼎革之際，知識分子介入政治，乃至做出政治抉擇的具體緣由與生動面相。作者認為：“從檔案資料集到日記、書信、回憶錄、文史資料、報紙雜志的綜合利用，為的是擴充史料來源、豐富史料種類，用恰當的資料觀照相應的問題，盡量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活動，呈現抗戰變局中華東多種力量的博弈及其復雜性、曲折性，將一些傳統的抗戰軍事史議題放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更為廣泛的背景中追根溯源，盡量不讓單一類型的史料蒙蔽我們的眼睛?！弊髡叱浞株P注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將史料置于特定語境中，再應用“歷史鉤沉法”“剝繭抽絲法”“通盤聯絡法”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解讀，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檔案資料的片面性和研究的碎片化，并切實再現了華東抗戰的真實圖景。

 

 

 

 

 

 

　　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不是僅依靠歷史學本身的專業知識能夠說得清、道得明、研究得透的?！度A東》一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對軍事政治史以社會經濟的視角加以觀照。作者從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等維度切入，綜合運用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方法，尤其注重經濟、社會因素與軍事、政治的互動及相互影響。

 

 

 

　　作者注意到“隨著戰爭的延宕持續，支持軍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因此對于經濟、社會與軍事的關系問題進行了充分考察。如第6章探討寧紹戰役爆發前后第三戰區軍風紀問題時，作者注意到軍風紀的敗壞與戰事遷延、官兵待遇差、經濟困難等有緊密關聯，而走私問題則是重要原因之一。國民黨軍利用地理和交通優勢，在與日偽長期對壘的戰線上，秘密開設商業交通線，從事糧食和工業品的走私活動，使得前線的戰斗氣氛被時間和經濟利益逐漸消磨，敵方的便衣、間諜等充斥后方，從而導致在寧紹戰役中節節敗退。由此，第三戰區亦被當地人稱之為“商戰區”。第7章探討安徽葉集軍糧案時，作者對“葉集承購糧食大戶小戶的情況”及“葉集鎮市民經濟狀況暨攤派富戶余糧數量”進行統計，包括258家商戶的家庭人口數量、具體資產、每月繳納營業稅數額、擁有土地數量、承購軍糧數額等翔實數據。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作者厘清了軍糧攤派過程中，商業資本、土地與承購數額之間的關系。作者對軍糧案的分析，亦從社會學角度折射了基層社會的復雜性。

 

 

 

　　此外，作者以政治史的敘述為主線，將軍事史、經濟史、社會史等各個層面相互聯系起來，尤其是通過敘述華東地區國共軍隊之間在與日偽進行作戰過程中的高層決策、軍事行動、軍人生活、戰爭日常、軍風軍紀等面相，揭示國共兩黨之間在政治博弈中的具體策略及實施效率。對于敘事內容的選取和安排，作者將“作戰”與“生活”、“前線”與“日?！狈旁谕戎匾奈恢?。如在該書上篇中，既有對新四軍的發展重心和方向、新四軍主力與敵頑軍隊的交鋒甚至決戰的論述，也有對新四軍在反“清鄉”斗爭中行軍生活的艱苦、尋找宿營地點的不易、睡眠缺乏、缺醫少藥和衛生環境極差等場景的展現。下篇中則描述和呈現了國民黨軍隊在浙西游擊戰中，糧秣械彈運輸、傷病官兵轉移、工事構筑、道路橋梁破壞、先導放哨、情報聯絡等與作戰密切相關的歷史場景。

 

 

 

　　總之，“注意到華東地區各方力量犬牙交錯的現實，從軍事史、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等多個層面，觀察戰爭變局中的華東社會，發現戰時較為顯著的軍事政治變動與藏匿其后的社會經濟積淀之間相互關系、相互影響的機制，捕捉華東地方社會經歷的關鍵性事件和日常性變動及其原因”，即是該書所努力追求的目標。

 

 

 

 

 

 

　　誠然，《華東》一書視角獨特、立論新穎、多有創獲，但任何著作均非完美無瑕。該書在引發讀者共鳴的同時，亦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對于此部分的思考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區域抗戰史研究。

 

 

 

　　其一，區域抗戰史研究應重視探索區域史、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學科理論和方法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社會史研究的急速發展，是抗戰史研究不斷開拓新領域的最顯著特征，“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抗戰呈現出五光十色的區域光譜”，這場曠日持久的全民族戰爭“如何改變普通中國人的命運，個人命運與家國命運又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各階層、各群體、各民族是如何投身于抗戰的，戰時的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呈現怎樣的狀態以及戰時的社會問題有哪些，又是如何調節和控制的等等，理應成為抗戰社會史研究的基本內容”。要厘清這些問題，必然要從區域史、軍事史、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多個層面，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方能透視其背后隱匿的豐富內涵和復雜面相。毫無疑問，《華東》一書在諸多章節的敘述中，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其下篇“華東的前線與日?！?，不僅關注到國民黨浙西游擊戰的興起與沉寂、紹興淪陷前后的軍政得失，也關注到紹興淪陷之際，命懸一線的逃難學生、躲避在密室中的教育家和躲在棺材中的新婚夫婦，國民黨軍隊的走私腐敗，僑商在抗戰中的家族沉浮，軍糧征購中的中央政策執行與基層社會因應。然而，盡管作者竭力想將軍事政治史的社會經濟視角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全書，但在部分章節的論述中仍有提升空間。如在對新四軍挺進蘇北的戰略與實踐（第1章）和浙東四明山區抗日根據地（第3章）的敘述中，作者主要探討政治博弈和軍事戰略，而較少關注所涉區域的經濟社會因素及普通民眾在其中的互動與影響?？梢?，進行多視角、跨學科的區域抗戰史研究意義重大，但并非易事。結合該書，大致存在以下挑戰。

 

 

 

　　1.理論構建難度大。加強區域抗戰史研究的理論構建是深化抗戰史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區域抗戰史既是抗戰史，亦是區域史，涵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白鳛檠芯繉ο?，政治史側重政治、軍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經濟史側重經濟制度和供需關系，社會史側重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和社會生活，文化史側重思想觀念和文化教育，各有自己的領地，相互獨立而且界限分明。而作為研究歷史的不同路徑(或者更正式地稱作‘范式’)，政治史通常意味著權力、支配和反抗視角，經濟史意味著生產、分配和利益視角，社會史意味著結構、關系和下層視角，文化史意味著觀念、象征和意義視角”?？梢?，區域抗戰史研究要求從不同視角出發，對一定區域內的抗戰歷史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探究，橫跨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學科。由于涉及學科范圍廣，各學科又有其獨特的理論與方法，加上研究者研究領域、視野和技能的局限，使得區域抗戰史研究的理論構建難度頗大。

 

 

 

　　2.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視角選擇的艱難性。一方面，區域抗戰史研究涉及中共根據地、國統區、淪陷區等不同地域，研究對象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不言而喻。即便在淪陷區，也往往“存在著日、偽、國、共等多種力量，訴求各不相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戰爭目標大相徑庭。即便是實施統治的日、偽之間，戰爭目的也難稱一致”。此外，在區域抗戰史研究中，“不僅需要處理區域內部的同質、異質或統一性問題，還要處理超越區域的問題”?！俺藴S陷區、國統區、根據地，研究者還應關注國共、中日、中美、日美之間力量交錯的區域。既然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日戰爭，那么任何區域都不會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由于區域抗戰史研究主要著眼于一定“區域”，這就決定了其研究重心必然“下移”，而“自下而上”的視角，使得區域抗戰史研究的社會史取向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但由于支持軍政的經濟與社會力量，雖無時無刻不在發揮作用，卻又處于不易察覺且不斷變化的狀態中。因此，找尋合適的切入視角并非易事。

 

 

 

　　3.史料搜集的不易。區域抗戰史研究需立足于相應區域的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但“由于區域史的文獻資料大多出自于地方人士的手筆，這就必然造成這些文獻記載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感情色彩和鄉土鄉族意識”。加上戰火的摧殘導致大量珍貴史料遺散或損毀，幸存的史料不夠完整，或數據失真，或矛盾百出，或前后線索不明。一些比較系統的檔案又因各種限制無法解密，尤其是記載普通民眾的史料更是難以尋覓。

 

 

 

　　其二，區域抗戰史研究應注重區域內外的互動性、復雜性和整體性。在區域史研究的路徑方面，日本學者平野健一郎提出三個要點：（1）應認識區域社會的“整體性”，掌握各個側面之間的相互關聯；（2）應從多層次、多視角研究區域社會的“多重性”；（3）應注意區域社會的“越境性”，關注跨越區域界限的相互流動與滲透?？梢?，關注并重視“根據地自身內部的關系，不同根據地之間的關系，根據地與國民黨敵后游擊區的關系，根據地與大后方國統區的關系，以及根據地與敵占區的關系”，方能呈現區域抗戰史的多維面相?！度A東》一書在出版前，各部分內容均已在學術期刊發表，作為專題論文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但由于各個專題所論較廣，集合成書后的系統性、整體性難免不足。比如，華東、華中、華北地區是國、共、日、偽爭奪的重要區域，在抗戰全局中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叭A中是我黨發展武裝力量的主要區域，并在戰略上華中亦為聯系華北、華南之樞紐，關系整個抗戰前途甚大”。華東亦是聯結華中、華南的重要紐帶。該書在探討華東根據地時，對于華東、華中、華北三者的聯動性以及華東根據地內部關系的探討似可進一步加強。再如該書在論述過程中，對于新四軍在蘇北、蘇南、皖東、浙東、浙西的活動著墨較多，而對新四軍領導上海郊縣抗戰及與浙東根據地的互動情形則關注不夠。事實上，上海尤其是郊縣地區，如浦東的游擊戰爭，在華東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方面意義重大。浦東是聯結山東、蘇北、上海、浙東沿海交通的戰略要地，經濟發達、資源充足。浦東根據地和游擊區在保證當地部隊生存之余，亦可支援蘇北、浙東。浦東各游擊隊多次粉碎日偽“清鄉”，有力策應了浙東部隊的抗日斗爭。皖南事變后，為遏制日、偽、頑的“反共”逆流，浦東工委受中共中央指示，派浦東游擊隊南下浙東開辟抗日根據地，如該書第3章提到的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進駐浙東三北地區即是一例。

 

 

 

　　其三，區域抗戰史研究應注意加強對侵略方日軍、日偽視角的關照?？谷諔馉幈緛砭陀星致耘c反侵略兩個面相，抗戰史研究應兼顧我方的“抗”和敵方的“侵”?！度A東》一書對于新四軍的戰略轉變、統戰工作、作戰日常及與國民黨軍隊的博弈等著墨較多，而對于日、偽軍侵略活動則論述不足?！皯馉幨菙澄译p方的一個互動過程，在區域抗戰史的研究中，若敵方在我們的敘事中處于缺失的狀態，就很容易形成單方面抗擊的敘事邏輯，也容易產生評判的誤區”。此外，在研究敵方侵略活動的同時，亦應關注我軍對于日、偽軍隊的統戰工作。該書在第1章和第3章中分別詳細論述陳毅在蘇北對國民黨李明楊、李長江、陳泰運部及韓德勤部下顏秀五的統戰工作和浙東部隊在四明山區對國民黨非嫡系部隊田岫山、張俊升部的統戰工作，但對于中共之于日偽的統戰卻關注不夠。事實上，新四軍十分重視開展對日、偽的統戰工作，軍政治部相繼設立敵工部、敵工科、敵工股，后來又聯合中共各級黨委成立敵偽工作委員會等機構，針對日偽制訂切實可行的統戰策略，培養了一批統戰人才。作者在考察國、共、日、偽復雜關系的過程中，若能將中共對國民黨軍和日、偽軍的統戰工作結合起來探討，或可更加全面地呈現抗戰時期中共統戰工作的多元化和立體化。

 

 

 

　　其四，區域抗戰史研究應注重對中外史料的爬梳與運用。誠如作者所言：“華東地區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核心統治區域，抗戰爆發后大部分地區較早被日軍占領?！币虼?，日、偽軍殘暴統治期間，及其與國共長期角逐過程中所保留下來的相關日、英文史料亦值得充分挖掘和利用。盡管《華東》一書作者對于海峽兩岸歷史檔案的運用駕輕就熟，但在外文史料，尤其是日文史料的運用上仍略顯不足。戰后，日、美、英、俄等國陸續公布大量抗戰史料，包括日本軍部和政府的機密文件、作戰公報、作戰日志，中、美、英、俄等國對日軍的作戰戰略、方針、決策及相關人物日記、回憶錄等，其中大量有關新四軍與華東、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史料可茲利用。若能充分運用國內外史料，從二戰史、全球史的視角去審視中國的抗戰，或許有更大的研究空間。另外，《中央日報》《掃蕩報》《時事新報》《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群眾》《軍事雜志》《中報》《南京新報》《民國日報》《新中國報》等報刊都對抗戰時期的游擊戰爭有不少報道，該書對于報刊資料的利用亦略顯不足。除傳統史料外，區域抗戰史研究還應重視對非傳統文獻如歌謠、標語等民間史料，以及口述史料的搜集、甄別與使用。

 

 

 

　　其五，區域抗戰史研究應注意發揮圖表、圖像資料的具象性詮釋功能。圖像提供的直觀內容，可以“補文字資料所未備，給那些原先在文字書寫中‘沒有歷史的’人或者物提供鮮活、具體的歷史實相”?！度A東》一書以地理概念貫穿全書，共有插圖10余幅。如“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要圖（1940年6—12月）”即清晰地標明了在開辟蘇北根據地時中共的指揮系統（如華中總指揮部、蘇北第四區指揮部、蘇北指揮部）與部隊（如蘇皖支隊、五支隊、五縱隊、三縱隊、挺進縱隊等）、國民黨軍（如一一七師獨立六旅、保安八旅）及日偽軍（如日獨立十二旅團、偽綏靖部隊）的分布形態?！伴_辟蘇北前日頑態勢圖”“黃橋戰役要圖”等，則生動展現了1940年6—12月間蘇北地區犬牙交錯的復雜形勢。但若結合全書內容，很多論述仍有配圖說明之必要。如作者著墨較多的“半塔集之戰”“寧紹戰役”“蘇北國共日偽犬牙交錯的形勢分布情況”“三北地區、四明山、會稽山等游擊根據地地理分布情況”等。這些內容如輔以相關交通路線圖、根據地分布圖、日偽據點分布圖、具體戰役形勢圖，可使論述更加具體化和立體化。黃氏家族重要人物黃江泉、黃宗孝、黃宗詒，國民政府政要朱家驊等，可配以人物照片，給讀者以更直觀的感受。此外，作者若能將華東國民黨敵后根據地分布圖、浙西根據地分布圖、四明山根據地分布圖等按照范圍大小制作幾幅對比圖，則更容易將整體與局部的關系明晰，更好地做到“落地于地方，而又不局限于地方”?？傊?，恰到好處的圖表可以彌補文字表達的平面化，并進一步增強細膩感，達到錦上添花之效。

 

 

 

　　綜上所述，《華東》一書致力于將抗戰史研究在區域“落地”。論述過程中，作者充分結合區域地理、軍事地理、政治博弈、軍事斗爭、社會經濟、戰時人文等要素，將國、共、日、偽等多方政治勢力置于同一歷史場域中展開探討，以再現既復雜多變又關聯互動的歷史本相，令人耳目一新。該書是探討抗戰史研究如何落地于“區域”的一次有益嘗試。作者有意啟發我們，在盡可能爬梳目之所及的中外史料的基礎上，要從多維視角，綜合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跨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在關注區域內外各方軍事勢力博弈的同時，也要關注戰爭中的日常；在關注國族命運的同時，也要關注時代之中個人的際遇沉浮，從而深入思考并努力構建區域抗戰史研究的理論和范式。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在區域抗戰史研究中，除理論和范式的構建之外，仍有許多基礎性問題值得進一步深思，如對于“區域抗戰史”中“區域”概念的界定問題，“區域史”研究中的“區域”與“區域抗戰史研究”中的“區域”內涵有何異同？對于“區域”的劃分是以自然邊界還是文化傳統為標尺？傳統的自然地理、行政區劃在區域抗戰史研究中的意義？凡此種種，均有待研究者在后續研究中不懈努力。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