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5—26日，秩序的重建：194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跨國史論壇在復旦大學召開。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聯合主辦，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協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國內30余所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70余位學者參會。本次論壇旨在打通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研究的邊界。與會學者立足跨國史視角，探討中外在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軍事活動等層面的交往互動。

 

 

 

　　1940年代，中國乃至世界都邁入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以英美中蘇和德意日為代表的兩大陣營漸次形成，舊秩序轟然崩塌，新秩序方興未艾，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力量都在爭奪重建世界秩序的話語權和領導權，世界各國的命運從未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作為秩序的崩潰：193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跨國史論壇的延續，本次論壇再次從跨國史視角，圍繞“秩序的重建”議題，深入討論1940年代的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進一步拓展抗日戰爭史、解放戰爭史乃至國際冷戰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本次論壇特設主題報告環節，邀請資深學者結合自身專長，從跨國史視角介紹各領域的研究動態和最新成果。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是把握1940年代中外關系和國際秩序的關鍵命題。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桑兵教授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反法西斯主義的提出和國際秩序的重構展開，強調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屬性。他認為，一戰引發的經濟社會問題，造成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難以應對的困局，使各國紛紛意識到集權政治的重要性。相繼形成的法西斯主義和蘇維埃制度，正是時人解決戰后亂象的兩種方案。法西斯主義崇尚國家主義，蘇維埃主張國際主義，二者在道路方向和價值立場方面存在本質不同。共產國際較早與法西斯主義開展斗爭，隨后更提出反法西斯主義戰略。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自始就秉持反法西斯主義立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舉措，在當時也被視為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因此，從局部抗戰開始，中國抗日戰爭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陳謙平教授立足國際抗戰視角，深度解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東方主戰場的關系。東方主戰場又稱中國戰場，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即形成，是二戰中最早建立且相對獨立的主要戰場。理解東方主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需要跳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內部視角，將之置于抗戰時期的國際關系中加以考察，特別要重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國際抗戰。這一時期，中國多次派出遠征軍，與英美軍隊聯合作戰，向主要參戰國出口戰略物資，中國抗日戰爭已經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融為一體?？傊?，國際抗戰不僅是一個歷史階段，更應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引領學界挖掘、理解和正確評價東方主戰場的歷史意義。

 

 

 

　　國際秩序的轉變，往往與重要事件、人物、思想有密切聯系，這就要求研究者把宏觀考察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員深入比較毛澤東、蔣介石對于共產國際解散的因應策略。他認為，二人對共產國際的解散均持歡迎態度，幾乎同時加強黨內一元化領導和思想統一，而且都認識到日蘇戰爭是否爆發直接影響著世界局勢和國共關系的走向，但蔣介石誤判日蘇必將開戰，據此謀劃進攻陜甘寧邊區。在國際戰略方面，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蔣介石則將中國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同盟國。在國共關系方面，蔣介石總是圍繞國際背景權衡得失，毛澤東則是最大限度利用國際局勢，以便引導國共關系的發展。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戴超武教授以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為切入點，研討中國在美國大戰略中的地位與194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的關系。李普曼認為，戰后美蘇將合作，中國應成為亞太地區的領導力量，并得到羅斯?？偨y的認同。然而，斯派克曼卻判斷，戰后美蘇可能爆發戰爭，并認為中國積貧積弱，只有日本能成為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石。這一觀點為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及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所接受，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意見。由此可見，中國在美國大戰略中的地位變化，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國戰略思想變化的縮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陳雁教授圍繞1949年在中國召開的亞洲婦女代表會議，分析會議的主辦國選擇、前期籌備、國際民主婦聯與中國同志的分歧等問題，以及宋慶齡、鄧穎超、蔡暢等婦女領袖的角色和作用。她認為，此次大會為新中國拓展國際交往提供寶貴平臺，使婦女運動和婦女組織成為中外互動的有效紐帶，有效提升了中國婦女的國際地位和責任意識。

 

 

 

　　圍繞近代以來的中外關系和國際秩序變遷，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在研究議題上多有互通之處，但在方法、視角和問題意識方面各有千秋，互為助益。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劉德斌教授結合學科發展的歷史經緯，著重討論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關系、特點和走向。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淵源深厚，但二者分別注重歷史事實的特性和共性，很長時間內存在學科鴻溝。近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乏善可陳，就是因為相關學說都是歐洲歷史經驗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產物。與之相應的是，歷史學界也日益重視國際關系領域的理論知識和概念工具。當前國際秩序的深刻變化，推動著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之間的對話，進而攜手建立全新的闡釋體系，重新認識中國和世界的現代化歷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棟教授評述國內冷戰史研究的多樣化趨勢。這一趨勢，在史料運用上，表現為政府檔案、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和多邊多語種史料的大幅擴充；在研究范式上，表現為探索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相結合的新路徑；在研究對象上，表現為重視超級大國以外國家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特別是后者對大國的引導與約束；在研究領域上，表現為關注冷戰格局下的社會變遷、經濟發展、文化思潮、技術革新和個體境遇?？傮w而言，多樣化趨勢將使學界進一步反思冷戰的本質和影響，最終應將冷戰置于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長程歷史中加以審視。

 

 

 

 

 

 

　　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牽涉中日關系、東亞國際關系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全局。本次論壇有多篇論文在立足中國視角的同時兼具國際視野，或者從長時段角度反思日本侵華戰爭的根本原因，或者從典型案例入手揭示中外關系的深刻變化。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馬建標《下代之內必有大戰：芮恩施的“二戰預言”及其對美國外交的思想遺產》著眼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有關中日沖突將引發世界大戰的預言，深入研討芮恩施認識中日沖突的亞洲視角、解決中日沖突的和平方案及其戰爭預言對于美國外交的思想遺產。該文強調，芮恩施的核心思想是堅持“門戶開放”、保衛中國主權、抵制日本侵略，他的戰爭預言表明美日兩國在華競爭已達到無法調和的地步，深刻影響美國與東亞國際關系的歷史走向。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商兆琦《“二十年危機”在日本——日本何以成為二戰策源地？》指出，1918—1937年，日本政府因權力分割引發反復內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混亂秩序加劇社會不平等，由此國民轉而支持軍部和右翼勢力，使得軍國主義不可一世。正是由于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潮等方面的危機疊加和相互影響，最終導致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張燚明《1942年蔣介石對羅斯?？偨y特使威爾基訪華的因應》認為，蔣介石對于美國總統特使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訪華，經歷從拒絕到謹慎邀請，再到積極歡迎的態度變化，表明蔣介石將威爾基訪華視作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第二次訪華時未竟問題的延續。由于威爾基與美國駐華使館之間的矛盾，又因國民政府準備不夠充分，威爾基訪華并未取得實質成果。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姚江鴻《轉折的年代1944——日軍“一號作戰”與抗戰末期的中國政治》深入剖析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對于中國乃至東亞政治格局的深遠影響。一方面，“一號作戰”在重塑國共兩黨實力分配和合作方式的同時，也為民盟提供了活動舞臺和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一號作戰”使美國最大限度介入中國政治，同時促使蘇聯出兵遠東，奠定了中蘇關系發展的格局。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沈志剛《“小地方”的“大歷史”——日本侵華海軍大將大角岑生墜亡黃楊山史實考論》通過對比中日有關史料，詳細考訂大角岑生墜亡的真實原因、輿論反響和國際影響。文章指出，午間云層過厚致使飛機觸山或為墜毀的主因，由此導致日本“南進”戰略文件外泄，直接改變了蘇美英澳荷等國的戰略判斷和軍力部署，進而影響國際戰局的發展趨勢。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爆發，中國戰場的戰略地位提升，中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休戚與共，進而影響到中美英蘇等同盟國之間的戰略協調。本次論壇不少論文的研究對象不限于抗日戰爭和中日關系，而是著眼于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相互聯系，以及國際抗戰的實際運作和得失影響，呈現出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多元互動。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熊斌《同命相憐與同舟共濟：旅華韓僑“八·二九”紀念與近代中國各界的反應》詳細梳理旅華韓僑的“八·二九”紀念活動和中國各界的接受過程。文章指出，“八·二九”紀念經由跨國傳播，成為中韓兩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共同歷史記憶，有力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鄭州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占西《全面抗戰時期中印公路的交涉與修建》指出，圍繞中印公路的修建，國民政府與英國政府、英印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反復交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美軍進一步介入，才得以修筑完成，但公路的政治和國防功能已大為降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陸昆《1940—1941年泰國、印支領土糾紛與日英美博弈》綜合利用多國檔案，從1940—1941年日本調停泰國、印支領土糾紛出發，全面研討日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博弈。該文認為，由于英美和維希法國各自為政，使日本得以借調停領土糾紛滲透進東南亞局部地區，但當日本進而觸及英國屬地，開始觸及英美核心利益時，其南進計劃也受到阻礙。泰國、印支在東南亞地緣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使這一領土糾紛成為溝通局部和全局的樞紐。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近代史系孫歌《全面抗戰時期中英修筑滇緬公路交涉》運用中英檔案，著重梳理中英圍繞修筑滇緬公路的交涉全貌。該文認為，英國政府立足“援華制日”方針，盡管對中國多有戒備，但因政治擴張、殖民統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仍積極協調以促成其事，對中國抗戰具有積極作用。

 

 

 

 

 

 

　　相較于宏觀層面的中外互動和戰爭演進，歷史人物的個體境遇也是近年的研究熱點。本次論壇有若干論文關注外交官、跨國組織領導人、海外華僑等微觀個案，挖掘出全面抗戰時期國際關系在日常生活層面的生動實態。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蔣杰《流浪的外交官：戰時法國駐華、駐日大使亨利·戈斯默日記述略（1939—1945）》詳細介紹戈斯默（Henry Cosme）日記的收藏情況、起訖時間和主要內容。該文認為，戈斯默日記翔實展現戰時中國實況、中法及日法關系、同盟國與軸心國在遠東的博弈，對于抗日戰爭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中法關系史研究有重要價值。福建社會科學院海峽文化研究中心梁珊《〈1940年夏的遠東〉：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干事巡視報告中的戰時中國》梳理1940年基督教青年會干事鮑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赴遠東考察的主要目的、所見中國抗戰圖景和美國各界反響。文中指出，鮑乃德的報告成為中國爭取國際援助的重要宣傳憑借，揭示了跨國宗教組織人員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密切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釗《二戰時期伊拉克海員華工交涉（1942—1945）》考察二戰后期國民政府與英軍、英印政府圍繞駐伊拉克海員華工接受軍事法庭審判一事的交涉過程。這一境外司法實踐的成功案例，表明戰時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反映出國民政府僑務政策由混亂到有序的調整過程，從中還可窺見二戰時海外華工的生活狀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陳非兒《人道主義與身份政治：太平洋戰爭期間僑生救濟與中英交涉》從抗戰時期英屬地歸國華僑學生入手，討論中英兩國圍繞僑生救濟的交涉和沖突，揭示了英國面對亞洲殖民帝國解體、中國大國地位奠定時的復雜心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陳佳奇《他者之思：柯樂博在華期間對中國革命的觀察與分析》細致爬梳1940年代美國外交官柯樂博（Oliver Edmund Clubb）對于中國革命興起、蘇聯對華影響、美國應對國共紛爭等問題的觀察和主張?？聵凡┑摹八咧肌?，既有作為美國外交官的現實考量，又不乏作為“中國通”的理想愿景，揭示出中層外交官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的獨特作用。

 

 

 

　　抗日戰爭的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本次論壇有三篇論文聚焦中國走出不平等條約體制、維護國家主權乃至參與塑造戰后國際秩序的艱難探索和經驗教訓。復旦大學法學院王偉、劉佳蕓《抗日戰爭時期成立的“中國國際法學會”考論》探討抗戰時期中國國際法學會成立的背景宗旨、組織人事、學術活動和后續影響。文章認為，中國國際法學會的成立，不僅標志著國際法在中國從萌芽走向成熟，也表明中國學界從被動接受國際法轉而主動參與改造國際法，中國聲音開始影響戰后國際新秩序的塑造。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鐘榮帆《平等新約簽訂后國民政府外僑土地政策的調整》指出，平等新約訂立后，國民政府決定有限開放外僑土地權，但實際仍按舊法辦理，最終改為根據條約和法律，推行外僑土地權相互平等，國民政府在處理條約與主權、條約與法律關系時，只能通過犧牲局部的土地利益維護大國地位。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薛克勝《收回彈性主權：南京國民政府取消“外輪航權”的經過》圍繞外國商輪在華航行權的觀念變遷、國民政府取消外輪航權的探索、1942年中英和中美訂立新約時有關取消外輪航權的分歧等問題展開。該文強調，商船航運主權涉及抽象條約特權和現實行業競爭，具有較大彈性。中國徒有正當的主權訴求，但在航運業實力、西方法律熟悉程度上均處劣勢地位，因此國民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歷盡艱辛，由此也可進一步理解中國走出不平等條約體制的曲折歷程。

 

 

 

　　二戰時，報紙、書刊、無線電廣播等傳播媒介已高度發達。戰時宣傳不僅充當對外交涉的輔助工具，更成為軍事行動的組成部分。本次論壇即不乏討論戰時宣傳的專題研究，頗可反映抗戰時期的中外關系和國共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毅《抗戰中后期國民政府對美國駐華新聞界的態度轉變——以1940年代的〈大美晚報〉為中心》通過勾勒1940年代前后《大美晚報》與國民政府的關系變化，探討美國駐華新聞機構與中美關系的聯系。該文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形成實質性同盟關系，國民政府不再迫切需要美國記者進行國際宣傳，同時推行更為嚴苛的新聞審查制度，致使二者的關系日益惡化。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郭倩《抗戰時期延安新華外文廣播的政治宣傳》從宣傳戰角度，分析抗戰時期延安外文廣播和中共對外宣傳工作。文章指出，日文和英文廣播分別問世于戰略相持和反攻階段，前者主要對侵華日軍開展反戰宣傳，后者旨在向西方宣傳報道中共抗戰策略和根據地實況，揭露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爭取美國的合作支持，充分發揮政治宣傳作用。

 

 

 

 

 

 

　　國內秩序重建和經濟復蘇是戰后中國的首要任務，與美蘇對華政策亦密切相關。本次論壇有五篇論文涉及美國戰后援華、國共軍事調處、中英貿易往來等經典議題。這些論文在觀察視角、研究深度和整體關懷方面皆有創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皇甫秋實《美國政府與中國戰后經濟計劃——以經濟情報為中心的考察》認為，美國政府借助赴華經濟專員和國務院—駐華使領體系外交人員之間的情報競爭，準確把握戰后中國經濟重工輕農、國營事業擴張、迫切需要美資等特點，但也存在意識形態先行、選擇性搜集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線索的傾向。文章指出，美國政府以美援為工具，促使國民政府片面發展工業、推行自由主義，不僅加劇中國國家資本擴張，更阻礙美國私營廠商對華貿易和投資，與其初衷背道而馳。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葉銘《此路不通：北平軍調部恢復交通任務的緣起與結局》聚焦國共停戰期間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推行恢復交通的緣起、過程和結果。該文指出，由于國共雙方政治上缺乏互信，軍事上持續沖突，加之美國以“中立”之名行“扶蔣”之實，最終未就恢復交通達成一致。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戰后國共關系的發展邏輯。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作楠《顧維鈞與1948年美國〈援華法案〉的出臺》探討美國出臺《援華法案》前后，顧維鈞在促使美國制定政策、追蹤草案內容、影響國會辯論、確定最終文本等方面的關鍵作用。文章認為，顧維鈞的外交才干和積極努力，無法改變美國“最低限度”的援華理念，這反映出中國在美國戰后戰略版圖中的邊緣地位和國民政府求援外交的失敗。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徐高《馬歇爾使華與美國對華政策》將中美關系置于冷戰史和美國對外關系史的視野下，認為馬歇爾對中國問題的考量，立足于冷戰整體格局和美國全球利益，而國共兩黨仍主要關心本國具體的政治、軍事問題，二者訴求的根本差異決定了馬歇爾調停的最終失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李方恩《戰后英國貿易訪華團與英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調整》爬梳1946年英國貿易訪華團的組建原因、參訪過程、各方反應、評估結論和后續影響。文章強調，訪華團認識到英國財力有限、中國國內狀況混亂和民族主義高漲、美國的強勢競爭等因素，促使英國政府采取守成、收縮的對華商業政策。這一調整是非殖民化浪潮下，英國回歸務實主義外交傳統的一種表現。

 

 

 

　　二戰結束后，美蘇冷戰隨即展開，中國和東亞地區也卷入其中。此次論壇上，不少學者通過深入精彩的個案研究，刻畫出冷戰初期國共關系、中外關系和東亞國際關系的互動聯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翟韜《美國官方對“中美友誼”話語形象的建構與傳播——以1940年代駐華新聞處和文化項目為中心》分析1942—1949年美國官方宣傳話語“中美友誼”的思想淵源、建構過程和戰略目的。該文認為，中美關系神話源于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秩序觀，服務于美國對戰后國際秩序，特別是中國角色的設計，即從文化上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的最大盟友，從而促進殖民地國家的親美傾向，這是冷戰時期美國模式的宣傳攻勢和以美國文化改造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外交的預演。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牧云、王葉偉《冷戰初期新中國與世界和平運動關系研究》重點圍繞世界和平運動的發起背景，相關跨國組織系統的形成過程，世界和平運動與新中國融入社會主義陣營、拓展對外交往、表達國際秩序構想的關系等問題，探討深化新中國與世界和平運動關系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可能方向。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蔡梓《“無主化”：多邊關系視野下冷戰時期英國南海諸島政策的形成（1946—1951年）》指出，隨著中英化友為敵，英國在南海問題上采取抑日遏華態度?？紤]到南海諸島軍事價值有限、中國?？哲娏α可腥?，加之英國專注于歐洲事務、與美國攜手建立全球防務戰略，英國最終形成“南海諸島無主化”政策。這既從法理上消除日本染指南海的可能性，又給中國制造恢復主權的障礙，同時標志著英國主動退出以南海諸島為主題的大國博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盧宇揚《重審“兩航案”——兼論冷戰初期的中美英關系》詳細分析1949年中國政權鼎革之際，國共美英四方圍繞“兩航起義”和“兩航案”審判的因應策略和交涉過程。文章指出，國民黨意圖利用該案，將美國拖入東亞冷戰的泥潭，英國的司法獨立原則也因國內、國際政治壓力難以落實。該案折射出東亞國際關系史的多元面相。

 

 

 

 

 

 

　　在本次論壇的圓桌討論環節，汪朝光、王建朗、吳景平、陳謙平、韓東育、蘇智良、章清、張俊義、李少軍、侯中軍等資深學者先后發表真知灼見。他們針對與會論文提出諸多中肯批評，同時展望跨國史視角下抗日戰爭史、解放戰爭史乃至國際冷戰史研究的未來走向，就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學者們一致認為，在跨國史視角的指引下，學界同人在研究范式與議題拓展、國際合作與反法西斯戰爭、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學科交叉等方面，仍然大有可為。

 

 

 

　　第一，要充分拓展跨國史研究的范式和議題。一方面，要推動跨國史視角和各研究領域的充分結合。作為一種新視角，跨國史研究提倡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審視本國歷史，關注某一國家對地區和世界歷史的深刻影響。重視跨國組織、跨國聯系、跨國人員的關鍵作用，有助于重塑歷史書寫和歷史認知，但與之相關的研究實踐方興未艾，只有將跨國史視角廣泛運用于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環境史等不同領域，在實踐中拓展范式、方法和問題意識，才能使跨國史成為獨樹一幟的研究視角。另一方面，要從研究時段出發，努力豐富跨國史的研究議題。例如，秩序的重建是1940年代的主題。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代表性案例自然值得關注。不過，中國在戰后躋身強國行列，主要得益于戰后國際關系發生了有利于中國的深刻變化。因此，中國與主要國家之間的互動往來同樣富有研究價值。又如，中國在參與塑造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固然向戰敗國爭取到主權和領土利益，但在盟國外交方面，卻未必得大于失，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再如，聯合國創建時，中國在修改全體一致原則、推動殖民地獨立等方面的關鍵作用，也需要深入發掘和重新認識。

 

 

 

　　第二，應著重探討國際合作與中國抗日戰爭、東方主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進一步凸顯國際友誼和中國貢獻。二戰使世界各國真正結成命運共同體，相關研究也應把握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聯。首先，要立足中國，著力弘揚戰時的國際主義精神。二戰期間，中國見證了上海庇護猶太難民、饒家駒（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建立南市難民區、派遣滇緬遠征軍等跨越國別界限的人道主義壯舉。挖掘這些國際合作的生動實踐，有助于凝聚共識、傳承國際情誼。其次，要從研究日軍暴行入手，充分彰顯中國做出的巨大犧牲和突出貢獻。東方主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對于日軍侵華造成的損失和破壞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否則會導致中國在相關問題上缺乏話語權。因此，要綜合運用文獻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花大力氣、下硬功夫，扎扎實實推進日軍暴行史研究。再次，要加強學界與政府的通力合作。研究者既要發揮政府資源優勢，推動數據庫建設、紀念場館營建和史料征集工作，又要重視學術研究的現實意義，為政府處理中外關系和歷史問題提供學術支撐。

 

 

 

　　第三，要促進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深度融合。圍繞中外關系、國際關系等諸多問題，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多有交集。二者研究方向各有側重，具備學科交叉的基礎和空間。一是要堅持理論思考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國際關系學重視理論模型的歸納總結，有助于歷史研究者跳出具體的研究課題，提煉和深化問題意識。更重要的是，近代以來英美等國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國際關系理論和戰略思想家的影響。由此觀之，國際關系理論本身也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二是要堅持宏觀視野與微觀考察相結合。歷史研究提倡深耕細作，研究者難免深陷史實細節。國際關系學著眼宏觀層面，主張歷史的整體觀，恰能彌補其中的不足。就時間維度而言，要采取一戰、二戰和戰后相聯系的長時段考察，檢討國際秩序從崩潰到重建的演變邏輯。就空間維度而言，要立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全局，反思個案研究的定位和意義。三是要堅持現實關懷與歷史眼光相結合。二戰之后形成的國際體系，時至今日在維護世界和平上仍然發揮著積極作用。居今識古，時代為歷史研究帶來靈感和啟發，也期待著研究者從歷史中總結經驗、資政育人、啟迪未來。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