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反映中國歷史學研究前沿，構建權威、科學、公正的歷史學評價體系，引領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研究雜志社自2020年開始推出年度報告《中國歷史學前沿報告》，旨在梳理研究進展、盤點研究熱點、評選優秀論著。通過專家推薦、大數據采集、課題組篩選、問卷調查、專家審定等程序，我們評選出2022年度中國歷史學十大研究熱點、五部優秀著作和十篇優秀論文?，F予陸續發布，敬請關注。
一
點評專家：王炳林（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共黨史研究具有歷史學科的屬性，需要扎實的史料基礎和嚴謹的學理探討；同時，它又是具有極強政治性的學科，一些概念和提法不能隨意改變，對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會議的評價要遵循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因此，學習、宣傳、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需要有權威著作提供指導和借鑒，《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正是這樣一部集權威性、準確性、完整性、針對性于一體的正史著作。
這部著作的權威性體現在它是經黨中央批準、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黨史著作。編寫工作始終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2019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的編寫作出重要指示、給予重要指導，為編寫工作指明了正確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87家中央和國家機關、軍隊有關部門和單位，對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征求意見稿，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建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后，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依據《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書稿進行全面修改，并再次征求有關部門和學界專家意見，對反饋的意見建議逐條認真研究，充分予以吸收，集中體現了黨的歷史和黨的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
這部著作的準確性和完整性體現在它是依據權威文獻、運用第一手史料、經過反復核校、確保準確無誤的科學著作。全書借鑒已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以《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為基礎，修訂原書稿，增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部分。全書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卷，共86萬字，圖片455幅，是迄今為止公開出版的權威黨史著作中歷史時間跨度最長、內容最為系統完整的正史著作。
這部著作的針對性體現在它回應和解決了廣大黨員干部在黨史學習過程中關心關注的重大歷史問題。這部著作堅持正確黨史觀，記述黨的不懈奮斗史、不怕犧牲史、理論探索史、為民造福史、自身建設史，彰顯偉大建黨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反映黨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光輝歷程，有針對性地澄清了涉及黨史的謬誤，有力回擊了歷史虛無主義。
這部著作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過去為什么能夠成功、未來怎樣才能繼續成功的深刻道理，給人以深刻的歷史啟迪。它書寫的是歷史、探索的是規律、啟示的是當下、燭照的是未來，蘊藏著資政育人的豐厚滋養。閱讀這部著作，能夠更加堅定歷史自信、筑牢歷史記憶，滿懷信心地勇毅前行。
二
點評專家：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國近代思想通史》是第一部集成式、系統性的近代思想通史著作。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書寫，經歷了從以思想家為主的個案敘事，到社會思潮演變的宏觀考察，再到觀念（概念）史的細致尋繹的探索過程。作為一部最新的中國近代思想史鴻篇巨制，這部著作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依循問題—思想—傳播—實踐的新路徑，將思想史與社會史、政治史有機結合起來，力圖以新視角反映中國近代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和外在表現，整體推進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系統性是這部著作的自覺追求。近代中國處于一個社會變革、思想變化劇烈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為解決社會危機、尋求國家富強、探索民族前途，產生了各種思想主張、社會思潮、理論學說。這部著作不是隨意、片段地表現中國近代思想的演變，而是力圖深度展現中國近代社會歷史問題與思想之間的互動，對那些謀求解決中國近代社會問題并富有創意的思想、思潮、學說、理論作出合乎事實與邏輯的全面解析。
思想史的“述學”對象是思想。這部著作把握住“思想”的特性，即進入思想史視野的思想不是一般意義上大眾的、普通的思想，而是尋求解決現實問題、具有創新意義的系統性思想主張或理論學說，并按照這一標準來爬梳浩如煙海的史料，從中提煉出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思想素材。這部著作重新闡釋近代思想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思想理論，如晚清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戊戌維新思想、辛亥革命思潮、馬克思主義、實驗主義、尊儒的保守主義等，并挖掘不同思想之間相互消長的關系；對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論爭，如中西文化的論爭、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爭、革命與改良的論爭，都提出了平實而富有說服力的見解。
思想通史必定講求貫通。中國近代思想作為上承古代、下啟當代的中間環節，具有過渡的特性，這部著作注意到這一特性，在進入“正篇”以先特別設置“篇前”，探討明末清初至鴉片戰爭前中國思想界的演變；根據1840—1949年這一百多年思想演變的內在邏輯分為八卷，在有重點地縱向把握各時期主要思想、凸顯問題意識的同時，也從橫截面探討各大思潮的互動，立體反映近代思想演進的全光譜。
三
點評專家：方輝（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該書對“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總結，較好地反映了斷代工程的實施與研究過程、取得成果和相關研究最新進展。
斷代工程第一個目標“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是其他目標的基礎，因此“西周年代學研究”和“武王克商年研究”成為學界關注焦點。該書指出，斷代工程為合理構建金文歷譜做了兩項基礎性工作：一是對西周歷法的基本規則進行研究，二是對有關青銅器按考古類型學方法進行分期斷代。其中第二項工作，通過對西周時期銘文歷日四要素（年、月、月相、紀日干支）俱全的青銅器進行類型學研究，綜合考察其發展譜系，為金文歷譜編排提供了比較可靠的基礎。而西周歷法的推定面臨更多不確定性，為此，斷代工程設立關于春秋歷法專題，認為周代歷法建正并無一定之規，西周歷法的實際建正應在建子到建寅間，可能擺動到建亥。該書認為，西周歷法是陰陽合歷，并采用四分說解釋西周金文月相。據此，該書驗證宣王年代并推定厲王以至成王、康王年代，認為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在公元前1020年。該書增加了斷代工程驗收后新見銘文歷日四要素俱全青銅器研究成果，并將其排入西周金文歷譜，同時介紹了學界不同意見。關于“武王克商年研究”，該書通過解讀利簋和《武成》《世俘》《國語》等文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并對西周建正為建亥而非建子作了補充說明。當然，該書作者也清楚認識到，若新出土銘文歷日四要素齊全器物，還可能導致“西周金文歷譜”作出調整。該書的另一項成果，是將西周金文歷譜顯示的西周王年與14C測年數據相互比對。該書公布的琉璃河燕國墓地、居址和天馬—曲村遺址的分期及14C測年數據，為西周王年在位年數提供參考。
斷代工程第二個具體目標是對“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歷代文獻所記商代后期商王在位年數多有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只能作為參考，而以考古實物為主的器物編年，即使借助14C測年數也難以判斷商王在位年數。該書依據殷墟甲骨文所見武丁時期日月食記錄的干支日，利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回推其發生年代，推排商王武丁年代；根據商末甲骨文、金文所見周祭制度和系統，推排帝辛、帝乙在位年數，并參考文獻所載商王在位年數推定商代晚期年代。當然，上述結論建立在武王滅商為公元前1046年基礎上。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取信清代版本《史記·殷本紀》“正義”所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說法，將盤庚遷殷定在公元前1300年，與一般依據“二百七十三年”之說有異。
斷代工程第三、四個具體目標分別是對“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和“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該書通過對文獻所見商代積年、商前期都城遷徙和考古學文化分期與測年分析，將商代的始年推定為公元前1600年，并提出“以小雙橋為仲丁之隞、洹北商城為河亶甲之相”的假說。關于夏代年代學，該書從文獻所見夏代積年入手，取《汲冢紀年》所載471年之說。該書通過對二里頭文化陶器編年和14C測年數據分析，認為二里頭遺址應為夏王太康建都的斟鄩，而早于太康的夏代諸王建都之地應重點考察河南龍山文化遺存。該書據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遺址，建立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陶器編年，并借助14C測年數據建構絕對年代框架，將夏代始年定為公元前2070年。同時，該書考證了文獻中“禹都陽城”、“禹都陽翟”地望。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也比較支持上述結論，文獻所載“禹時五星聚”為公元前1953年2月發生的一次天文現象，正好在所推定的夏代年代范圍內。
正如該書引言指出的，“作為一個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大規模的聯合攻關已經告一段落，但作為一項科學研究，一定會在各個方面繼續下去”?？梢钥吹?，由斷代工程推動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在考古學上的應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引向深入的利器，這是斷代工程更重要的貢獻。
四
點評專家：李伯重（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近年來，國際學界關于中國近代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一個特點是把中國的近代化問題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進行研究。16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開端，明代白銀貨幣化是全球經濟近代化歷史的一部分。白銀在明代形成了完全的貨幣形態，是中國市場經濟萌發的產物，大量外銀通過國際貿易流入中國，標志著中國傳統經濟向近代轉型，同時也是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起源。該書對這個重要的課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作出了較突出的貢獻。
該書運用翔實的中外史料，對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進行系統、細致的實證分析，深刻揭示了其一系列內在關系與世界市場演進的因果聯系，刻畫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歷史軌跡和主要特征。該書提出的中國早期近代化起源與兩階段論的結論，豐富了中國近代化理論，充實了近代化研究的分析方法，為研究中國早期近代化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作者以其20多年關于明代中國白銀問題和貨幣經濟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明代中國與世界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論證了白銀貨幣化產生和演變的原因及其全過程，關注白銀貨幣在整個社會、國家財政，乃至中國與世界互動關系中的影響與作用，形成明代中國貨幣—市場經濟的開拓性研究成果。作者通過發掘第一手文獻資料，努力解讀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進程，從明代中國的實例中尋求、論證了貨幣—市場經濟之影響至為重大。這一結論跳出套用西方大航海理論的窠臼，指出了一個基本史實——從市場興起的白銀，成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起源，中國的國家與社會近代轉型同世界的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以此相連接。這是明代中外關系史乃至明史研究的重要推進，彰顯了明代中國對于全球史研究的重大意義。
作者在整理與研究《萬歷會計錄》取得關鍵性突破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轉型的觀點，坐實明代中國國家與社會早期近代化轉型的論點。作者還把王陽明心學的誕生與明代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結合起來探討，重新審視明代內生源發型動力，并進一步對明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開展研究，從而從社會與文化方面凸顯中國對于全球化的重要貢獻。
總之，該書堅持從中國史出發看全球史，又從全球史視野回看中國的雙重視角，具有方法和理論的創新性，提出了獨到見解，是我國史學界近年來的一本重要成果。
五
點評專家：李育民（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該書探討了甲午戰爭至辛亥清亡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中美關系，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經歷了“搭便車”、實施“合作政策”，以及推行“門戶開放”三個主要階段，彌補了既有研究的缺失。
該書共分12章，以專題方式考察了這一時期中美兩國的互動和交涉，揭示和澄清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如美國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對日本的袒護及其原因，美國政府對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庚子事變、清末新政、光宣朝政和辛亥革命的觀察和影響，以及中美在商約談判和商務往來、幣制改革、路礦政策、知識產權保護、退款興學、禁煙運動、軍事改革等方面的合作、分歧和矛盾等，進一步拓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該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堅持論從史出，對中美雙方進行雙向考察，提出了諸多新見解。如認為在甲午戰爭中美國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卻偏袒日本，其原因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廢除中朝宗藩關系，削弱英、俄等國在東亞的影響……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深化了我們對晚清政治史和中美關系史的認識。
作者注重史料的系統性和權威性，不僅廣泛搜集了中美兩國外交檔案和文獻資料，而且進行比較和辨析，尤其是已刊史料與未刊檔案的比對，為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當今中國的國際地位與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與彼時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深入認識晚清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于新時代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無疑可以提供寶貴的歷史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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