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全球史視野下，近代中國的時間使用經歷了標準化、全球化的轉型，為城市提供公共時間測報裝置的鐘鼓樓，也經歷從被動接受西式鐘樓到主動裝設標準鐘的嬗變。晚清時期西式鐘樓的營建，多是西方時間文化產品和電報通訊技術輸出的結果；而民國時期廣州、上海、北平等城市主動裝設標準鐘，則是融入全球化潮流后的自覺適應和自主選擇。論析全球化進程中時間使用的共同特征與近代中國的特殊現象，不僅是一項能夠將全球史與國別史結合的微觀史研究，也是透視近代中國如何融入全球互聯、互通及互動的時空秩序的窗口。

 

 

 

【關鍵詞】

 

　　城市報時　鐘鼓樓　西式鐘樓　標準時　標準鐘

 

 

 

　　目前，國內學界涉及報時（Broadcast Time）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史和社會文化史領域，多關注測時儀器的考證、時間詞匯的哲學及科學辨析、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等議題，關于時間傳遞和播送機制限于對知識或機構的考證，對報時的運作機理與近代全球時間變革的涵義論析不足。在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來，歷史學中的時間并非如物理學或社會學中的外在實體，而是內嵌在歷史本身之中；歷史學家傾向于對時間進行社會史的或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分析時間的社會內涵、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異同、時間與權力的關系等，由此構成時間研究新的學理基礎與反思維度。此外，在考察從地方向全球的嬗變時，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是一個須謹慎考察的問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分析全球微觀史的研究對象時的論述，或可為本文提供有益的思路：“從特定的空間與社會特質來分析某個主題，同時也將該主題置于全球脈絡中；而最引人入勝的問題，往往是那些能折射出全球進程及其在地方層面的體現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問題?！贝送?，在強調全球進程的同時揭示地方差異，也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出發點。兩者都為研究時間的全球變革與近代中國的因應提供了學術空間。鑒于此，本文以近代城市標準鐘為考察對象，以全球時間測報的綜合性邏輯與近代中國地方主體性相結合為路徑，論析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隱藏的全球共時性特征與地方歷時性嬗變，以期對該領域的研究有所推進。

 

 

 

 

 

 

　　在物理學的測量中，對時間的測報是最基本的要求，計時測報系統在中西方社會中均有久遠的實踐。測量時間的前提是確定一個具有均勻周期的運動物體作為參照物（即時標），而天文現象，尤其是太陽公轉（長于一日）或地球自轉（一日之內）被公認為天然的計量標準。在中西方的傳統時代，對于一日內時間的測量，均以太陽正午直射當地子午線時作為時標起點，觀測太陽再次直射當地子午線形成的時間間隔（即為一個真太陽日），是為測時。為保證所測得的時間量值能按一定頻率準確、穩定地留存和保持（是為恒/守時），中西方天文工作者都發明了守時器，如古代中國的漏刻、歐洲的機械時鐘等。自此之后，時間量值被轉化為一種基于天文現象的物理化、邏輯化的信息。測時與守時的關鍵在于精確測得、穩定保存時間量值，故被統稱為計時。在計時的基礎上，為在更大范圍內滿足人們感知和使用時間的需要，需借助一定的物質設備和技術手段對時間的量值信息進行同步化的傳遞和播報，是為報/授時。在需要監管社會行為、協調社會秩序時，報/授時成為一項管控生活節奏、塑造民眾時間觀念的基礎工作。這在古代中國有著特殊的物質載體、運行機制和象征意義。

 

 

 

　　在中國古代，國家政治權力和國際交往禮儀層面主要由歷書承載時間信息傳播的職能，城市民眾的日常作息層面則主要由鐘鼓樓承擔協調、指導與管控的職能。有學者考證，中國傳統的鐘鼓樓分為宮城鐘鼓樓與都城鐘鼓樓。自秦漢至南北朝時期，鐘、鼓成為皇家宮城的報時裝置，鐘、鼓聲作為夜禁的時間信號，兼有對火災、盜匪、戰爭的預警功能，但未出現鐘樓和鼓樓的對設布局。從隋代開始，宮城中出現單獨修建的鐘樓或鼓樓，唐代中后期形成將鐘、鼓聲響準時配合使用的“晨鐘暮鼓”報時制度；至宋金時期，宮城中已有鐘樓、鼓樓的對設布局，但在城市建筑中還未出現。兩宋時期報時建筑上承唐代宮城報時的核心特質，下啟元代都城報時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產生在鼓樓之外建造鐘樓的需要，鐘鼓樓開始脫離衙署而出現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開啟民用報時，使城市的時間管理達到中國古代的最高水平。明清時代最終形成各府、州、縣普遍成對興建或修葺鐘鼓樓的國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張掖、酒泉、烏魯木齊等城市，鐘樓或鼓樓均是府州縣城的中心建筑，也是地方各類文獻中的常見篇目。明代弘治年間太平知府鄧炳即言：“自京城達于各省府州縣鎮，莫不有鐘，嚴夜禁，緝奸匿，載之制書較然矣?！鼻迩∧觊g山東《歷城縣志》記載：“在天，齊昏曉者惟日月；在人事，齊昏曉者惟鐘鼓。故藩服郡縣，皆置鐘鼓，剖昏曉，齊庶政?！鼻逋文觊g湖北《竹溪縣志》記載：“今以鼓值更，鐘以定其昏明，俾一城咸悉更次，而入息出作，聞鐘鼓而知節焉。設遇有警，則以鐘鼓一號令，如李公衛軍法?！边@些記載清楚地說明鐘鼓樓在基層社會的時間播報與秩序管控中的重要作用。明清時期遍布各地的鐘鼓樓的報時聲響承載著時間信息，拼接起各地城市的時空秩序和民眾的日常作息，成為中國傳統城市生活重要的文化構件和地方標識。

 

 

 

　　鐘鼓樓報時職能的運作機制和演變脈絡有復雜的物理機理：其一，測時和報時的基礎是時間計量單位的精確與統一。明清鼎革之際，格里高利歷（Gregorian Calendar）由西方傳教士引入中國，在清初獲得合法地位，成為官方認可的計時單位，使中國傳統的辰刻制完成向西方“hms法”（時、分、秒）的轉變，為時間測報奠定基礎。其二，日間測報便捷易得，夜間則難以確知，故首都和較大的城市多由鼓樓擊鼓報告夜間更點以配合夜禁（巡）制度，用連續且分段的規律鼓聲宣告黃昏的開始或黎明的結束；鼓聲是附近鐘樓敲鐘的標志，鐘聲即成為城市夜禁解除、城門啟閉以及政府官員集合準備工作及城內民眾開始活動的信號，是為“晨鐘暮鼓”制。其三，鼓樓兼能測時與報時，其內部多置有漏壺、漏箭、渾儀、指南針、日晷等用以測量天體或液體連續均勻運動周期的儀器；鐘樓僅能報時，借撞擊鑄冶精良的銅鐘發出雄渾悠遠的震蕩聲響傳遞時間訊息。因之鐘、鼓樓毗鄰興建，多為城區中高大雄偉的閣樓式建筑。其四，自元至明清，由官方指定的技術人員負責執行城市報時的相關工作，包括以當地天文現象為計量標準的測時，及通過擊鼓撞鐘的規律聲數報時。中國古代的測時與報時是分離的，遵循銅刻漏計時、擊鼓定更、銅鐘報時的基本程序。朝廷長期壟斷時間測報的知識技能，并制定嚴苛的法律禁止民間私獲天文儀器、星圖和讖書，私習天文算學和測時技術，使時間的測報工作帶有政治性、強制性和神秘性色彩。傳統中國鐘鼓樓的測報時制度，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國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國傳統的鐘鼓樓還演化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形態，即在元末形成、于明中期確立的對設布局的佛寺鐘鼓樓，除用于報時、召集大眾、發出號令外，兼具打動參拜者的誠心，激發信眾對鬼神的崇敬，使其謹遵戒律等功能，因佛教的影響而附麗了通神、警世、超脫的神秘色彩。佛寺鐘聲幽遠安寧、祥和空靈的意象，作為自然景觀與人文意境交融共生的重要因素，成為文人雅士吟誦不衰的對象。故而，鐘鼓樓及其報時聲響成為融宣示王權、警眾考辰、節慶祭祀、崇教化民、觀瞻崇禮等功能于一體的人文景觀，成為意涵豐富的視聽景致和文化標志。

 

 

 

　　綜上，古代中國的鐘鼓樓，傳播的是官方掌控與運作社會秩序的時間信號。明清時期的都城不僅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機構的駐地，也是向全國甚至國外公開展示政治文化的核心空間。地標性的鐘鼓樓成為中國古代的權力意志和統治秩序的視聽宣示載體，是政府展現政治權威、皇家威儀及對社會時空秩序的管控能力的制度性安排，構建出王權操控下的一種音響化的秩序藩籬與物理化的空間邊界。鐘鼓樓報時聲響的震蕩效應及其傳導的邊界，即是官方控制的城區時空秩序與民眾時間生活的最大輻軸范圍。因此，在古代中國，鐘鼓樓作為一種測報時間信息的建筑裝置，用于控制城區時空秩序并監督社會行為，帶有世俗王權與宗教神秘的色彩。

 

 

 

 

 

 

　　19世紀后，西方天文學的觀測、計算方法與全球各地傳統的計時測量系統產生了深入的接觸，前者帶來一種新的概念化、數學化的方法，即機械時鐘走時并顯示等值的平太陽時（即真太陽時的平均值），使得時間的測量和顯示開始不再以太陽運動的連續周期或液體流逝的均勻節奏作為計量標準，轉而依賴人為設計制造的機械（時鐘）裝置。至此，人類感知和測量時間的時標因機械時鐘的發明和使用真正實現從室外移步室內的變革。這一變革不僅實現時間量值由真太陽時向平太陽時的轉變，還促使作為恒（守）時器的機械時鐘因其直觀性而兼具報時器的功能，進而促使歐洲教堂鐘樓、塔鐘報時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此后，基于機械時鐘的計測時系統因其出色的精確性、可靠性和普遍性被視為所有計時實踐應遵循的模型，滿足了人們感知和衡量時間的社會需求，與人們的社會經濟生活產生緊密關聯，并被歐洲商人和傳教士輸出至世界各地。此外，盡管機械時鐘是時標變革的重要成果，但它顯示的仍是當地的平太陽時，無法滿足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歐美各國對海陸交通時間的統一化、標準化與國際化的需求。1884年，經歐美各國外交協商與民主投票，世界標準時制度（Greenwich Mean Time，GMT）誕生，這使全球機械時鐘時間得以統一，成為時間全球化進程的標志性事件。為使統一后的世界時信號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同步傳遞和接收，電報也成為將地方與全球關聯與共的重要技術，加速時間的全球變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美列強擴張軍事殖民過程中，與時間變革相關的測時、恒時、報時等物質設備和通訊技術也在不斷革新。為滿足國際同步交往、構建全球市場的需要，部分原屬歐美區域性時間的物質技術和文化產品被運用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領屬國，使全球標準時帶有資本主義殖民帝國霸權輸出的色彩。但這一過程并不單純取決于機械時鐘，還受到標準時制度在全球各地實施情況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議題與具體的個案研究并非相互排斥，全球進程調試、改造甚至形塑著地方局勢，地方局勢也融入、構成并體現著全球進程。

 

 

 

　　1600年，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以貢品形式將機械時鐘攜帶入華，希望借此打開長期駐華傳教的便利之門。西方機械時鐘入華伊始，即從屬于西方宗教全球傳播的既定目標。此后，因機械時鐘能滿足中國上層人士鑒賞、炫耀、饋贈、社交等需求，故中國在18—19世紀成為重要的鐘表輸入市場。19世紀后，時鐘在華流行呈現從權貴到平民、從巨型鐘樓到便攜飾物的趨勢。裝置在公共場所或高大建筑頂部的西式鐘樓多被指稱為“大自鳴鐘”，體現出當時中國民眾對機械時鐘無需人手觸摸即能鳴響報時的驚嘆情緒。最早的西式鐘樓是傳教士來華所興建教堂的附屬建筑，首先出現在澳門等城市。19世紀中葉后，傳教士開始在通商口岸和內地城市大量建置裝有大自鳴鐘的西式鐘樓。

 

 

 

　　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鐘樓在華嬗變歷程。在第一批開埠通商的口岸城市中，上海租界被視為“歐洲的微型殖民地”。到19世紀末，西方尤其是英帝國的駐華官員和定居者們主導著中國通商口岸城市內租界的行政管理與社會生活。租界成為歐洲商人、傳教士和殖民當局將其世俗的和宗教的標志性建筑風格及市政理念輸入中國的前沿空間，一些與公共秩序緊密相關的市政實踐也成為殖民政治的構成要素。如對租界的時間管理，“傳教士與殖民者紛紛將新的時間（時鐘時間）資源據為己有，并以此壟斷對時間的統治權”。最顯著的特征是，大自鳴鐘多被裝置在與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等官方機構緊密關聯的建筑頂部：代表為殖民政府開拓國際市場的市政大樓（廳）、進行宗教儀禮的大教堂、開展國際商貿結算的海關大樓、進行國際金融匯兌業務的銀行、傳播知識文化的教會學校、匯聚社會交通的碼頭（火車站）、進行科學測量的觀象臺和其他公共場所。民眾聆聽規律的鐘聲數量或凝視鐘面數字即可感知時間。這些西式鐘樓成為統一和指揮滬市時間生活重要的建筑裝置：“大自鳴鐘轟碧霄，報時報刻自朝朝。行人要對襟頭表，駐足墻陰仔細瞧”；“十二時辰四面重，機關旋轉響丁冬。行人未到先昂首，遙指高樓幾點鐘”。1896年，《申報》的一篇報道指出，“鐘表等物在三十年前尚為貴重，今則于戶有鐘而人帶表”，西式鐘樓的建置不僅為市民以租界各處大鐘校準鐘表給予便利，還通過個人持有的鐘表與西式鐘樓之間的對時行為，使公、私領域各自的時間節奏能夠對接和延續，進而將殖民當局對城市時間的控制及對市民行為的監督從公共領域延伸至私人生活。盡管時鐘時間在明末即已隨鐘表引進中國，且對官方修改歷法產生一定影響，但真正將時鐘時間的觀念和應用傳播到民眾中，憑借的卻是西式鐘樓的日常報時。正是在此意義上，西式鐘樓以“視聽并重”的方式成為市民生成時鐘時間觀念，滿足日常對時、用時需求的重要參照。

 

 

 

　　海關報時的精準性關系國際貿易結算的信用與效益，海關鐘樓即是海關的象征。盡管滬市各處鐘樓大鐘能“按時撞擊，然皆系西人所置，而非中國自置也。中國公家自置大鐘，則自江海北關（即江海關）始”。江海關大樓的大鐘“報時者最大，其聲甚洪，與工部局之火警鐘不相上下，報刻之小鐘，其聲亦可遠聞數里。此誠大有益于斯民”。這其中隱藏著易被忽視的權力關系：其一，江海關大樓的大自鳴鐘，在“西人所置”與“中國自置”間蘊含著中西方在權力關系上非對等的現實——此時中國海關由西人代為經理，是西方殖民勢力權威與霸權的集中展示。其二，江海關大鐘因與海關等權威管理機構相聯而被賦予報時的權威角色，指導與規范租界時間生活趨于一致，成為租界民眾計算時間價值的標準，故“海關稅務司深望本埠各公共處所時鐘，咸能以該鐘為標準，俾全埠時刻得以劃一，不爽分秒”；其三，江海關大鐘依據徐家匯天文臺報告時刻校對 ，“無線電時刻信號，每日由徐家匯氣象臺及法租界顧家宅無線電臺報告兩次”；“可使中國境內各地，咸得計算該地之標準時刻”。徐家匯觀象臺由法國耶穌會士建立運轉，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歐洲測量科學全球擴張背景下的產物，而這一時期法國的天文學界常與對外擴張的政治實踐聯系在一起，故中國政府在1947年“為維護主權起見”令其停止天候觀測。

 

 

 

　　大教堂鐘樓與耶穌年歷所構建的信教儀禮也具有全球關聯的特征。1874年，《申報》曾報道一位來滬游覽半月的鄉民，親睹上?！拔鲊烫帽樘幫αⅰ?，“禮拜日海關關歇不理事”等現象后，誤認上海已“遵奉西教”。而重修后的江海關大鐘“除報鐘數外，能作協諧之樂音，與英國威斯明斯德大禮拜堂之鐘音相若……鳴聲之洪亮，當可聞于全滬”，反映了日常時間之外還存在著宗教倫理生活的時間。蓋歐洲中世紀已形成彌漫著宗教氛圍的社會文化與內化于心的信仰景觀，而教堂空間中定期操演的信教儀禮也成為信仰景觀的物理延伸。召集信徒們祈禱禮拜的鐘聲，不僅標記每天的時間進程，而且與教會制定的耶穌年歷相配合，賦予全球宗教倫理生活相同的時間節奏，影響持續至20世紀。故教堂鐘樓和市政建筑中的西式鐘樓不僅是西方殖民機構權力意志的象征，也是開展信教儀禮活動的重要地標，還是營建與展示西方全球貿易及世俗生活的網點，具有濃厚的西方帝國主義色彩。

 

 

 

　　1902年，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基于徐家匯天文臺的觀測結果制定“海岸時”，在海關稅務司和各通商口岸城市中應用，將口岸城市納入世界時。實際上，“海岸時”是世界時中的東八區時，是一種地方性的時間量值。此時電報技術的發展，不僅為時間量值的等值傳遞提供技術支持，還成為全球時間變革的重要領域。19世紀70年代后，電報電纜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鋪設；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鋪設海底電纜竣工，揭開晚清中國與歐洲電報互通的序幕；1887年西方已在華建立76個電報站，連通中國各重要城市。清政府1877年自主試辦電報后，拍發的首條電報即在通報時間訊息。后經近30年的營建，電報通訊機構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構建起一個龐大的國家電報通訊網絡。

 

 

 

　　此處需要強調的是，電報技術的迅速引入、應用及其與世界時的配合使用，不僅促成全球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轉變，還將晚清中國納入全球時空重組的序列。同時還應看到，全球時空的重組使西方殖民帝國的權力中心能夠控制遙遠的殖民地，實現其商業構想和政治意志。尤其是1884年國際經度會議將英國確定為零時區，格林尼治天文臺的授時鐘聲從此成為全球必須“共聽”的中央聲源，而中國在全球時區中則成為地方時。電報的輔助為將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時鐘與倫敦、紐約、東京等全球各地的時鐘網結成一致性的世界時創造可能，進而促成中國各通商口岸城市的西式鐘樓與居家生活中的時鐘同步采用世界時。這本身既是通訊技術變革的體現，也是中西方權力非對等地安排全球時空秩序的結果。

 

 

 

　　因此，晚清中國通商口岸城市內西式鐘樓的出現、標準時的引入和電報技術的應用，本質上是西方國家全球殖民擴張和實踐的結果。與時間測報相關的物質技術與文化產品，盡管在客觀上推動了晚清中國融入共時性的世界體系，也使晚清中國的時間應用成為全球時間變革的組成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國家全球殖民擴張過程中的不平等及壓迫性從一開始便存在，晚清中國是被動納入到一個非均衡的全球化進程中。

 

 

 

 

 

 

　　晚清各通商口岸西式鐘樓的建置和標準時的引入，是西方挾霸權優勢強力推廣其物質產品、通訊技術和宗教文化的結果。進入民國后，中央政府力圖通過改用西歷、統一時政以彰顯新的政治權威和與世界接軌的決心。對全球標準時的規劃、推行及標準鐘的裝設，是在自覺遵行全球標準時制度的基礎上自主規劃、主動實踐并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國家行為，但也凸顯出近代中國社會的巨大差異。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轄的中央觀象臺依據國際標準時區制度，將全國規劃為中原時區（GMT+8，即上海時間，后改為南京時間）、隴蜀時區（GMT+7，全面抗戰爆發后改為重慶時間）、回藏時區（GMT+6，后改為新藏時間）、長白時區（GMT+8.5）、昆侖時區（GMT+6.5）等五個時區，并以東經120°為標準經線，以“世界標準時間”為題編入1919年以后的《中華民國歷書》，標志近代中國自覺、自主地采用全球標準時制度。

 

 

 

　　在城市公共標準鐘的建置上，民國時期明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多為各地政府主動仿效。北京政府時期，由于政局動蕩、專職時政機構缺失、技術水準不濟，標準鐘的裝設緩慢甚至停滯，最主要的報時裝置是各地海關的大鐘，以及由無線電關聯起來的火車站、碼頭、銀行、機關等機構的標準鐘。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城市公共標準鐘才步入大規模裝設的階段。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子母電鐘作為城市公共標準鐘的技術已臻成熟，并成為一股國際潮流。如柏林采取出租標準鐘廣告位置經營權的方式，倫敦采用商企注冊自營、政府頒照監督的方式，巴黎采用政府機構主導并與天文臺密切合作的方式等。受此潮流影響，南京國民政府標準鐘的裝設迅速推進，其中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與國民黨政權關系密切的城市，如廣州市。1926年，廣州市公用局就馬路電鐘的預算與安裝做出規劃，因“機件太劣”而決定“向外商訂購電鐘”。后因公用局、購料委員會、財政局三方就辦理職責、經費使用等出現分歧，經市政府裁斷后才步入落實階段；至1929年7月，因馬路十字路口的電燈柱鐘“報時殊不準確”，“由市府飭令拆下”而改裝德商西門子洋行之子母電鐘。后廣州市政府認為此前訂購子母電鐘由滬運粵已久，“迄今尚未安裝完好，殊屬延緩”，遂下令在“文到之日一星期內，一律安置妥當，如再逾延，定當從嚴處分”。在廣州市政府的嚴厲督促下，這批40具子母電鐘于1929年9月先擇繁盛地點11處安裝，至10月全部裝竣啟用。但不久即發生電鐘電纜被竊割以致停用等事，公用局除“飭警保護外”，還呈請廣州市政府“傳函討逆軍總指揮轉飭各部隊注意保護”；此舉征得陳濟棠同意，并由廣州市長林云陔核準。由于此次裝設的子母鐘并未如期發揮功用，故1930年3月廣州市公用局又購入新設備以圖改進并被市政府迅速核準。此后，市政府與參事室、公用局及西門子電機廠等圍繞此事展開多輪商討，最終決定將其盡數拆除而改裝交通燈。這一市政作為頗有魄力，與廣州市政府在國民黨政權中的重要地位不無關系。

 

 

 

　　20世紀30年代標準鐘的裝設活動，新生活運動是重要的政治性推動因素。國民黨形式上統一全國，確立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后，在全國推行黨國一體話語并付諸政治實踐。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種強制民眾嚴守時間紀律，以塑造在行動節奏與精神風貌上具有軍事化、政治化氣質的理想國民的構想。1934年3月，蔣介石在關于新生活運動的演講中指出，唯有國民養成“寶貴時間”“遵守時間”“嚴守工作時間”等習慣，才能使國家民族進步。各省陸續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其工作之一即是指導和督促各地開展“守時運動”。在各地方政府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推動下，南昌、福州、漢口等省會城市率先裝設標準鐘。

 

 

 

　　第二類是深受西方市政風格影響的城市，如上海市。這類城市多以官方主持監督、商企承辦自營的方式，將標準鐘的裝設與維護納入市政的常規工作中。上海裝設標準鐘在抗戰前后均有迅速且成功的作為。1927年上海公用局成立伊始，即將在“交通要道設置標準鐘統一時刻”列入該局的既定任務中。1928年11月，上海市第一區黨務指導委員會就此事向市政府提出建議，隨后公用局正式籌辦此事。為此，公用局就電氣標準鐘的設置情形函詢廣州、南京等市政府，并參考東京、柏林、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都市的做法，決定購置并裝設德國西門子牌子母電鐘作為全市標準鐘。1931年2月簽訂合同，10月10日全部裝竣啟用。此次裝置標準鐘僅限華界，其中滬南設子鐘12具，閘北設子鐘6具，“母鐘之時刻，系收對本市徐家匯天文臺報告時刻，子鐘時刻則依母鐘為準”。此后，公用局還就標準鐘的裝置地點、損壞賠償辦法、廣告承辦、統一名稱、油漆費、零件訂購、線路改善、訂購蓄電池等不斷頒定、完善章程。除上海市政府的積極作為外，承辦標準鐘裝設與維護的商業公司也以其專業化的業務提供精準的時間服務?？箲饎倮?，鑒于各方對修理或裝置標準鐘的廣泛需求，1947年4月公用局將新購的24具標準鐘分24處裝設，指定公用局第二處路燈科為管理單位，并責成執勤崗警予以保護。

 

 

 

　　第三類是因多方政治權力、職能部門的分歧而長期遷延不果的城市，如北平市。1934年，北平市社會局將裝設標準鐘納入該年度的工作計劃，因“需款達三萬元”，“籌措不及，未能及時辦理”。后因各種原因遷延至1936年10月，北平市政府指令市工務局分7處裝設標準鐘，工務局旋即從三家競標商家中擬定德商新民洋行的獨立電鐘，并定于12月10日正式開標。但在開標前夕，北平市政府以“中國標準時計服務社函送裝設標準鐘計劃書到府，比較（獨立）電鐘與子母標準鐘后，以采用子母標準鐘為宜”為由，有意讓該社競標，下令競標“暫緩舉行”。工務局則以該社函件及附送裝設標準鐘的計劃書“尚有研討之處”，等待函詢該社在青島等地所裝標準鐘成績情形的復函時間較長以及市長秦德純要求裝設標準鐘“速辦”等因，第一次違逆市政府指令而如期開標。市政府默許這一既成事實，但仍指令“候時計服務社及青島等處函復”后“再行購辦”，為該社參與競標留有余地。對此，工務局又以該社在青島等地裝設標準鐘的成績“殊難逆料”，“該社所擬計劃書系屬子母鐘與現在標購之電鐘不同”以及該社所送樣鐘的“說明書不夠詳盡”等為由，第二次違逆市政府指令，并認為該社應做出詳盡說明。后青島等處在復函中評價該社裝設的標準鐘為“尚稱便利”，唯各處之標準鐘均為該社“義務裝安”，“該社只享廣告利益”。工務局在對市政府的復呈中徑稱：“先后兩次函詢該社關于該項標準鐘之牌機、構造、價值等項，均未有詳確之答復，并經詢該社在本市裝安標準鐘能否原照各處成例義務安設，該社復以廣告收益不佳，未予認可?！弊罱K工務局第三次違逆市政府指令，并以“價格低廉”為由堅持選擇新民洋行。此后，市政府與工務局的分歧主要在于前次開標是否有效，應采獨立電鐘還是子母電鐘。對之前的競標結果，市政府以獨立電鐘“有失標準鐘之意”“國內各大都市多采用之（子母電鐘）”以及“投標商號過少”為由宣布投標結果作廢，指令“再行登報或通告招標”，并命工務局通知中國標準時計服務社“屆時參加投標”；鑒于改用子母電鐘后“超出預算較多”，市政府提出“可于本年度內明年度開始時各籌半數”并“分期付款”，還指令采購前次參加競標之一的裕泰公司的子母電鐘。但工務局則認為，再次通告競標并預算辦理耗時過久，“為迅速設置起見”及“奉鈞座（秦德純）面諭，不必再行招標”；更關鍵的是，工務局稱在與裕泰洋行接洽后，該行以西洋貨物及機械五金漲價尤甚而提高報價，未能及時答復詳情為由，第四次拂逆市政府指令。值此之際，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下令在“天安門裝設播音機自鳴鐘”，從而使裝設標準鐘與自鳴鐘合一，僅裝設地點有所變動。至此，北平市政府與工務局遷延不決的局面方告結束，標準鐘裝設工作正式開展。至1937年5月，天安門成功裝設大自鳴鐘，預購的子母鐘于7月15日才運抵天津。1938年9月，這批標準鐘由日偽北平工務局裝竣試用，并被移交午炮室管理。在日據時期，北平市標準鐘的裝設、維護及改裝工作一直持續。

 

 

 

　　北平淪陷后安裝的標準鐘，因輸電線借用電話局電纜，導致在修理電話線時常出現“電力不足而停止”“導線絕緣不良又與電燈用戶接觸而時走時?！钡葐栴}?？谷諔馉幗Y束后，蔣介石甚至于1945年12月19日親自訓令北平市“標準鐘應切實迅速整理”。隨后，北平市政府下令將擴音器及標準鐘由工務局修理并移交公用局接管，但工務局和公用局卻再次架空市政府指令。公用局在12月23日給市政府的復呈中稱，“如予撥款改裝，需款固多，但停走情事勢仍難免”，據此請市政府“令工務局將該項電鐘拆除”。而工務局則在1946年1月18日的復呈中則以“既已移公用局接管，請將此項計劃及估價單轉飭該局核議”。此后公用局以距離遙遠、缺乏技術人員、管理困難等為由推脫，并提出因擴音器常供市政府舉辦總理紀念周之用，請市政府總務處就近接收擴音器。直到1948年，公用局才接管標準鐘并給予修理。這種因市政職能機構之間的矛盾而造成的遷延局面，自然殃及北平標準鐘的裝設進展和運行效果。

 

 

 

　　總體來看，民國時期為統一城市報時而裝設標準鐘的進程，明顯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時人認識到“歐美各國及日本各大都市為統一時刻起見，莫不有標準鐘之設置”，“廣設標準鐘”乃“市政重要設施之一端”，一方面就標準鐘的裝設主動函詢國際都市，仿效其做法，另一方面自主接納并利用西方列強在華公共報時裝置的市政遺產。如1937年天津市工務局與承辦全市標準鐘維護工程的洋行達成協議，即要求其所維護的標準鐘要與英租界工部局的大鐘保持一致?？箲饎倮?，天津市政機構為推行標準時間起見，認為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設立于原日租界的四面鐘因“位置沖要，遠近俱瞻，觀感所及，關系至巨”，“亦可利用作為標準鐘之用”。須指出的是，即便在裝設標準鐘事業中走在前列的廣州、上海、北平等市，除了存在經費困難、技術落后、電力不足、專業人員缺乏等日常性問題，還時常受到政局動蕩、軍人干政、職權紛爭、管理不善等因素的牽絆和阻滯，或許這些地方性因素才是影響標準鐘裝設進程和效果的關鍵。這些以往未被關聯起來的地方差異性，不僅與報時標準化和全球化進程并存共進，也凸顯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艱難。

 

 

 

 

 

 

　　時間的測報本身是一個物理性過程，但與之相關的建筑裝置、運作機制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不僅集中反映了國家權力狀況與社會文化樣態，還是一個能使不同國家時間文化關聯互動并促成全球時間變革的關鍵紐帶。近代中國的城市報時裝置從鐘鼓樓變為西式鐘樓，再變為標準鐘，不僅是一種全球性變革的組成部分，也與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進程密切關聯。揭示這種全球化與國家化在不同軌道的關聯與互動，并不能局限于國家內部的視角，須將其置于時間的全球變革與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的雙重視域加以分析：

 

 

 

　　首先，在時間的全球性變革方面，近代中國不斷被納入以歐洲為核心的帝國主義軍事殖民擴張、全球貿易與文化輸出過程。第一，天文學作為西方宗教附屬品向全球輸出，它的傳播引發了全球時間文化的融合。如16世紀末機械時鐘輸入中國，17世紀格里高利歷被清政府采用，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間制度的改革已是全球性的現象。第二，18世紀后期國際貿易促進商品、技術、知識、觀念的流動與交融，成為推動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如機械時鐘作為近代工業生產與科學技術結合的典范，是伴隨國際貿易向全球輸出的大宗商品。與時間測報相關的科學技術和知識觀念，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非均衡增強中傳播開來。第三，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殖民主義等力量推動下，由遠洋航海、電報線與鐵路聯通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步確立。西歷、時鐘、時鐘時間、世界時、星期制等文化產品開始在全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城市中被使用和傳播。第四，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生產方式變革，推動歐洲成為社會文化交融的引領者。時間的全球變革即是由歐洲主導，顯示了歐洲科學和技術要素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廣泛影響。

 

 

 

　　其次，19世紀全球時間變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時間的國家化。西方計時測報系統開始被認為是先進的，與新興的進步理想與實踐相關聯，因其能滿足近代非西方地區對構建民族國家、統一國內時政的需求而被自覺接受、自動適應并主動模仿。在近代中國，西式鐘樓、標準時與標準鐘的采用與建置，最初多是在由西人主導的市政、海關、教會、鐵路、郵政、學校等機構中展開的，多數地區并不具備完全與全球標準時接軌的社會條件。但民國建立后，地方城市致力于時間測報并創造統一的時鐘時間，其市政實踐比中央政府更有效率。他們率先促成當地城市時間的標準化，為此后國家時間的統一提供重要的示范。盡管推行標準時和裝設標準鐘是自覺適應、自主選擇與主動實踐，但也凸顯了地方特殊性與全球共時性之間的張力。這種在不同層面非對等、非均衡的關聯與互動，是構成地方性的國家構建與現代轉型的特征之一。

 

 

 

　　最后，近代中國城市時間的使用與測報裝置，經歷從地方真時到地方平時，再到全球標準時的過程，也呈現了從被迫接受西式鐘樓到主動裝設標準鐘的嬗變。近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相關的科學知識、技術裝置、制度規范及社會文化等被逐步納入日常生活的需求與系統化的社會實踐，促成與時間測報相關的物質技術和文化產品逐漸淡化西方殖民霸權擴張與輸出的痕跡而日益全球化。作為社會公共時間實踐主體的近代民眾，在社會生活與國際交往中真切地體驗到標準時間帶來的實惠與便利，進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促成了時間應用的精細化、標準化與社會化。尤其是以格林尼治時間校準的標準鐘，使“民眾的日常生活日益被西方的新技術與時間測報的社會實踐所占據，直到它們被視為常態”?？傊?，從鐘鼓樓到標準鐘的嬗變，是透視近代中國融入全球互聯、互通及互動的時空秩序的直觀窗口。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