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疆吏與軍機私信互動雖懸為厲禁,卻普遍發生,頻繁影響政治運作。1937年黃濬披露的劍影雙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就引人注目。但該主人非如黃濬所論是軍機大臣杜翰,而是領班軍機章京錢寶青。他既是一位被遺忘的中樞要員,也是胡林翼京城聯絡的主角。胡林翼不僅借助京城聯絡自上而下地獲取高層機密,而且將自身意圖自下而上地溝通傳達,尋求最高層支持。比如錢寶青既提供許多情報,又大力支持湘軍四路入皖、主攻安慶之策,還在樊燮案中暗中保護左宗棠;其他盟友則配合肅順,促成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這都有力推動了曾、胡地位之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同光時期,隨著輪船電報的應用,疆吏與軍機互動更為便捷,本應保密的軍機處越來越成為泄密之源。這是探討晚清軍機處、央地關系和京城內外信息溝通的重要維度。
太平天國運動及伴隨而來的湘系勢力之崛起,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大轉折,影響至為深遠。湘系之所以崛起,原因復雜,比如八旗、綠營的衰落,道咸之際湖南的地域背景,湘軍自身的特色,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領袖的努力經營,以及曾國藩經常講的“運氣”。這些前人研究較多。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爭取最高層支持。這在乾綱獨斷的專制時代尤為重要,所謂“上之授權不專,則下必到處荊棘”。況且,湘軍作為非經制的軍政勢力,本為異類,遭受嫉妒和打擊實屬必然;有時戰功越卓著,反而越受猜忌。因此,了解皇帝、軍機大臣這些最高決策者的心思,爭取其理解和支持,獲得一定程度的放權,就顯得格外重要。
目前,湘系內部溝通的情況,由于留存資料和既有研究較為豐富,相對清楚一些。然而,清廷的運籌帷幄以及湘系領袖和軍機高層的互動情形,還顯得撲朔迷離。一般而言,滿人軍機大臣文慶和權臣肅順推服曾國藩和胡林翼,支持湘軍;漢人軍機大臣祁寯藻和彭蘊章反而壓制曾國藩和湘軍。最近,肅順推動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的關鍵作用已獲證實。因此,文慶、肅順更傾向支持曾、胡,應無問題。但肅順的意愿有多強,力量有多大,能否做咸豐皇帝及王公大臣的主,還有一些疑問。因為站在咸豐和一些大臣的角度看,鎮壓太平天國當然是頭等大事,然而一旦給曾國藩放權,導致尾大不掉,實屬后患無窮;畢竟,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的歷史縈繞心頭,讓人不得不憂慮。
所以,從咸豐中后期開始,肅順“當權”似乎已有數年,但直到1860年江南大營崩潰后,曾國藩才獲得督撫大權。即使在江南大營崩潰的危急情況下,給曾國藩以總督大權,仍需要肅順反復向咸豐及高層疏通。這不僅因為咸豐和軍機大臣猜忌,也因為不少高官認為,非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率八旗南征不可。僧王亦“早有此意”,已令山東、河南“預籌餉糈百萬”。只是英法聯軍對京津的威脅突然增大,僧王無法南下。
耐人尋味的是,江南大營甫一崩潰,胡林翼就向彭玉麟等湘系要角透露,最近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請重用曾國藩。這十余人基本都是經過他疏通聯絡的力量。由此可以掂量胡林翼的京城聯絡及其意義。眾所周知,胡林翼在湘系崛起中作用甚大。這不僅體現在他坐鎮湖北籌餉練兵,協調湘系內部,與湖廣總督滿人官文交好,而且也在于他和軍機高層的暗中互動。從胡林翼的京城聯絡入手,既可對咸同朝局變遷和派系政治有更多了解,也可揭示湘系崛起過程中的一些以前被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文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胡林翼的京城聯絡是怎樣展開的?他和軍機高層是如何互動的?其意義何在?
進言之,盡管在制度上懸為厲禁,但清代中后期疆吏與軍機暗中互動幾乎是普遍現象;越是地位重要的疆吏,越會設法聯絡軍機,否則不但做事不便,甚至位置不穩。因為軍機處圍繞皇帝,既掌握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力,又通過奏折、廷寄等文書制度壟斷了機密信息。這種信息不僅是稀缺資源,也是實在權力。故疆吏和外官既希望獲得軍機處支持,也渴求盡快得知這些信息。結果,隨著時間推移,本有保密功能的軍機處愈益成為泄密之源,圈外和圈內的暗中勾連,時有發生。一定程度上,這也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問題,雖然有時性質不盡相同。為何法律上嚴禁而現實中卻普遍發生?為何本為保密卻經常泄密?這是本文擬闡釋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著名掌故學者、《花隨人圣庵摭憶》的作者黃濬,獲見一批胡林翼家藏信札。內中數札,隱語滿篇,詳論政局,很像肅順或他這一派的軍機大臣寫給胡林翼的密信,令黃濬興奮不已。尤其是寫于1858年3月26日的一札,不具實名,但云“泐于劍影雙虹室”,最引人入勝。黃濬對作者評價極高。他說:“統觀全書,頗有指揮若定之概”;論當日高官“皆極中窾要”;“籌畫兵略,亦有見地,正是當時中朝為曾(國藩)、胡(林翼)奧援之一大人物”。黃濬初疑劍影雙虹室主人即是肅順,后詳加考索,斷為軍機大臣、山東人杜翰。
在當年工具書甚少的情況下,黃濬短期內即解讀出密札中的人和事,且十之七八正確,實在令人驚嘆。他提出在肅順之外,探尋曾國藩、胡林翼的朝中奧援,用以觀察支持湘軍成就中興大業的暗中線索,也頗具啟發性。美中不足的是,黃濬認定此札來自“肅黨”,且出自軍機大臣之手,故對作者的研判稍顯武斷。后來,三種版本的《花隨人圣庵摭憶》都將此節冠以杜翰之名,顯然認同黃濬的論斷。
不過,1989年出版的《胡林翼未刊往來函稿》有所不同。這部書信集恰好收入劍影雙虹室主人致胡林翼的密札四通。整理者謹慎地注明“發信人姓名待考”。這幾乎是該書唯一保留齋號而沒有考出作者的情況。四通密札寫于1857年,不僅與黃札都是談論軍國大事的長信,而且隱語也頗一致,可知以上密札均出一人。尤為可喜的是,后出數札透露了作者線索。
其中一札有云:“弟后進疏材,勉供撰寫,時艱適值,報稱毫無,但蘄免于食粟之譏,何敢侈談軍國!”因為軍機處負責起草諭旨,所以“勉供撰寫”常常是軍機處人員的謙語,故此人必是軍機處官員。另一札則提示了作者籍貫:“敝鄉之防,寧(國)勝于徽(州),徽勝于衢(州)。寧國之入浙者,路險而地瘠”,與徽州一路均可放心,“惟信州、三衢,直達會垣(杭州)”,最為單薄可慮。此處“敝鄉之防”,顯指浙江西面防守,可知作者系浙江人。
查1857年軍機大臣無浙江人,而軍機章京至多有三人:錢寶青(浙江嘉善人,1840年道光庚子恩科舉人,1841年道光辛丑科進士)、吳兆麟(浙江錢塘人,1832年道光壬午科舉人)、章倬標(浙江金華人,1843年道光癸卯科舉人,1847年道光丁未科進士)。此外,密札顯示作者和胡林翼麾下的道員鄭蘭(譜香)是同年熟人。鄭蘭是道光庚子恩科浙江舉人,與錢寶青同榜。故基本可以推斷劍影雙虹室主人乃是錢寶青。再經對照筆跡,可以確定無疑。
進言之,上述密札顯示錢寶青和胡林翼暗中互動頻繁而深入,那么《胡林翼集》中難道就沒有蛛絲馬跡嗎?胡林翼生前寫了大量書信,但1858年以前的信件和寫給京官的密函毀失嚴重。所以,與上述劍影雙虹室主人來函相對應的胡林翼去信,至今尚未見到。盡管如此,《胡林翼集》(岳麓書社2008年版)還是留下了線索,因為它收有1859年致錢寶青的長信4通。而且,其內容均是深論軍國大事,顯非其他虛與委蛇和輕描淡寫者可比。如此看來,要了解胡林翼的京城聯絡網,錢寶青是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角色。那么,他到底是何許人也?胡林翼和錢寶青究竟是如何互動的?胡林翼的京城聯絡是怎樣展開的?其意義何在?這是下文要討論的。
錢寶青(1820—1860),字初純,號萍矼,浙江嘉善人,1841年進士。1851年以戶部主事入值軍機處。咸豐五年(1855)授大理寺少卿,翌年升宗人府府丞,均由特旨留在軍機處,為領班章京。1859年擢左副都御史。用咸同時代杜文瀾的話說,錢寶青是“吾鄉先達中名譽最隆”之人。因此,有必要先認識這位中樞要員。
首先,京城里除了軍機處,就屬戶部和刑部較忙。從戶部侍郎王慶云的日記看,至遲到1853年,錢寶青就是戶部最受倚重的草奏者。王慶云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點校:《荊花館日記》上,1853年4月24日、27日,6月29日,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486、505頁。金安清也說,戶部有要事,錢氏“無不預”??梢婂X寶青才華突出,備受重用。
其次,與咸豐的顧命八大臣之一焦祐瀛略作對比,也可看出錢寶青的分量。焦祐瀛名氣大,地位高。其實他和錢寶青均于1851年入值,焦比錢還早數月。然而,1854年錢寶青就以五品京堂候補,留軍機處行走,而焦祐瀛得到同樣待遇卻要到三年之后。此后數年,地位關鍵的漢領班軍機章京就是這兩位。1859年6月,錢寶青升任左副都御史,因已躋身部院堂官,照例不再擔任軍機章京。但這絕不意味著他被疏遠。相反,當年7月,咸豐就派給他一項特殊任務:以湖北鄉試主考官為名,實際考察兩湖軍情,“回京面奏”。不久,樊燮案突然發酵,牽連左宗棠和湖南當局,轟動一時。錢寶青奉命與官文聯合查辦,歷時數月結案??梢?,咸豐有意培養這位年輕人。當然,咸豐或許并不知道錢寶青和胡林翼頻繁密信往來。不幸的是,1860年5月,錢寶青從湖北回京后就溘然離世。不久,英法聯軍侵入京城,咸豐出狩熱河,焦祐瀛以太常寺卿出任軍機大臣??梢韵胍?,若非錢寶青英年早逝,很可能是軍機大臣的有力人選。
再次,胡林翼、曾國藩等人對錢寶青評價極高。胡林翼不僅與錢寶青深談時局,對他推崇備至,而且也向官文稱贊錢氏“眼力過人”。曾國藩贊嘆錢寶青的密信“語語中窾,良可佩服”。后來的軍機大臣孫毓汶也稱錢寶青“冰雪聰明”。此外,晚清軍機章京郭曾炘之子郭則沄熟悉清代掌故,他在引述錢寶青表彰李續賓和保護左宗棠的事跡后說:“其時雖極杌隉,而樞近中猶有杰才,斯所以成中興之治?!?/div>
不過,在既往晚清史敘述中,就連一些軍機大臣也名聲不彰,像錢寶青這種軍機章京更是多被遺忘。這大抵緣于高層政治向來隱晦,軍機處行事慎密,故反映高層活動的“過程性”信息留存甚少;即使留存下來,由于其中充滿暗語暗號,也不易解讀。當然,軍機處的這種信息本就不想讓外人看到,更不想留給后人研究他們不愿示人的秘密。錢寶青的情況正是如此。此外,錢寶青被遺忘,也因為他在1860年就英年早逝了。但只要對其親屬稍作介紹,就能把他拉進宏闊的近代歷史場景。錢寶青胞弟錢寶廉也是翰林出身,官至吏部侍郎。錢寶廉之子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內閣總理錢能訓。
最后,盡管錢寶青是胡林翼京城聯絡的一個主角,但很顯然,胡林翼絕不止單線聯系,他的京城聯絡網要大很多。下面試圖拼接胡林翼京城聯絡網的大致輪廓。
三、 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聯絡的展開
胡林翼開展京城聯絡既有必要性,其家世、經歷和才情也有便利條件。胡林翼之父胡達源為探花出身,官至詹事,在京城名望頗高。胡林翼的岳父兩江總督陶澍,更是萬人敬仰。早在鴉片戰爭前,胡林翼就在京城替陶澍做情報和聯絡工作。所以,胡林翼不僅人脈廣泛,而且他對聯絡京師要人早就在行;迨湖北巡撫任上重操舊業,自然輕車熟路。
胡林翼開始集中聯絡京師要人,是在1856年冬。這至少有兩大背景:第一,經過近兩年艱苦作戰,清軍終于攻克武昌,胡林翼隨即實授湖北巡撫。此前功勞和地位尚未顯現,即使努力聯絡,也未必受重視,所謂“師久無功,心跡不能自見,即欲自陳,惴惴然恐其不情”。而今既有了聯絡資本,也有了迫切需要。因為他馬上面臨幾大問題:一是湖北善后,二是軍餉籌措,三是武漢是否設為重鎮以及和湖廣總督官文如何相處,四是要不要率湘軍迅速乘勝東下。胡林翼必須盡快掌握最高層的想法和決策。
第二個重要背景是,1856年12月12日,亦即清軍收復武昌一周前,領班軍機大臣文慶不幸辭世。文慶和胡林翼此前搭班主持江南鄉試,因違規而受處分,可謂難兄難弟。近兩年,文慶在中樞庇護胡林翼,胡氏“奏上輒邀允,益得行其志”。同時,文慶的重要幕僚李汝鈞(子恒)也正是胡林翼的得意門生。故胡林翼攻克武昌后,或已得知文慶去世。這意味著他突然失去了最高層的一層重要保護。
進言之,這涉及道咸之際派系斗爭和路線選擇問題。1850年,新即位的咸豐罷黜穆彰阿和耆英,重用祁寯藻、賽尚阿、彭蘊章,聽信潘世恩和杜受田舉薦,起用林則徐和周天爵。但這些用人均令人失望。所以,1855年文慶再度入值軍機處,因他是彭蘊章、葉名琛的座師,資歷老,能力強,故一入樞就是領班。據說他也是穆彰阿一黨。顯然未必可以這么清楚劃分,但文慶入樞確實有些回歸舊政、進行糾偏的意思。他支持胡林翼、曾國藩的一系列舉措,確實也使清朝情況有所好轉。故宋晉稱文慶此次出山,“補救維持不少”。就在文慶去世前,彭蘊章的同年好友、浙江巡撫何桂清因感受不到最高層的有力支持,遂稱病奏請開缺,竟然獲得允準。這大抵是咸豐和文慶的意思。然而,文慶去世不久,何桂清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就受到新任領班軍機大臣彭蘊章的支持,簡放東南第一要缺兩江總督。耐人尋味的是,何桂清的“重病”轉瞬即愈,迅速折回江蘇接任。此后幾年,何桂清和曾、胡之間多有競爭和不快。
以上兩層背景,正好解釋了為何在1856年冬,胡林翼開始集中聯絡京師要人,尋求最高層支持。當年12月22日,亦即攻克武昌三天后,胡林翼就給同鄉京官鄭敦謹寫了長信,著重談及軍餉籌措、湖北善后、是否率軍東下和武漢地位問題。在密函最后,胡林翼請求鄭敦謹與嚴正基、宋晉等好友“密思”,代為尋求軍機大臣支持。在鄭敦謹、嚴正基之外,郭嵩燾和吳桐林也是胡林翼重點聯絡的同鄉京官。此外,胡林翼聯絡的另一角色,就是他的進士同年、南書房翰林沈兆霖。
除同鄉京官、同年近臣外,胡林翼更將目光聚焦于軍機處。因為這里畢竟最為關鍵,可獲得既快又準的高層情報。于是,領班軍機章京錢寶青進入胡林翼的視線之內。盡管湖北、安徽的軍情和胡林翼的動向,早已是錢寶青關注的重點,但胡林翼和錢寶青此前似未直接交往。此次之所以能搭上線,可能一則因有沈兆霖等人介紹,再則錢寶青才華橫溢,性情豪放,想做一番大事,與胡林翼頗為相近,故能一拍即合。
在此背景下,就有了胡林翼主動聯絡錢寶青的行動。劍影雙虹室主人致胡林翼密札第一通寫于1857年7月17日。函稱:“自臺旌觀察黔南,德威遐布,政聲所被,久在仰止之中。頃聞秉節江皋,督師鄂渚,每見軍書入告,偉略深謀,出頗、牧于詞臣,失蕭、曹于指顧,為楚中士民額手者,不自堅城光復始也。前讀□□后各條,剴切指陳吏治軍情,列眉指掌。竊嘆方今節鉞之中,無此杰識。乃荷瑤章下逮,獎借不遺,捧誦之余,徒增慚汗?!北M管錢寶青對胡林翼恭維備至,但“乃荷瑤章下逮”,顯系胡林翼主動聯絡錢寶青。更重要的是,錢寶青立即表示愿意和胡林翼互通有無。此后,兩人密信頻通,有時一月不止一封。因路途較遠,且這些密札只能通過最信任的折弁或家人寄送,頗為不易,故每函都寫得很長。目前能看到錢寶青致胡林翼五通,胡林翼致錢寶青六通。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從中已可略窺當時疆吏與軍機暗中互動的情形。
胡林翼在軍機處不只聯絡錢寶青,他也聯系王拯,但從目前可見的資料看,這些情報往來完全不能與錢寶青的相比。而從何桂清密札可知,王拯(少鶴、遁初)、吳兆麟(筠軒、鐵華)是何氏的聯絡對象。1859年錢寶青退出軍機處后,蔣超伯(叔起)成為胡林翼和曾國藩的重要線人。曹毓瑛(琢如)在1860年以后也和胡林翼有所聯絡。此外,前領班軍機章京梁瀚與胡林翼為進士同年,也是他的重要聯絡人。
胡林翼有沒有直接聯絡軍機大臣或載垣、端華、肅順呢?或許有。1858年羅惇衍就曾致信肅順,控告兩廣總督。不過,外官私下交通王公和軍機大臣頗犯禁令。咸豐即位當年就申明成訓,“嚴禁朝臣與諸王往來交接”,并要求“封疆大吏斷不準私行干謁(諸王),信札往還”。因此,除非關系十分特別,否則不敢輕易嘗試。1859年胡林翼想從僧王處獲得騎兵,也是通過都興阿寫信,自稱“疆吏在外,不敢啟呈”。后來閻敬銘一入軍機處,就在家書中說:“自入政府,更不與外官通信”,“軍機例不通外信”。盡管如此,王慶云外放疆吏后,與軍機大臣文慶、彭蘊章卻書信頻通。咸豐也有所耳聞,在召見王慶云時還意味深長地問過。何桂清和彭蘊章密信聯絡,更是確鑿無疑??磥斫襞c軍機暗中互動雖懸為厲禁,卻普遍發生。只是這種聯絡因為頂風作案,都要行事機密,所以信內充滿暗語,署名也是千奇百怪的齋號?!皠τ半p虹室主人”正是如此。
四、 “自上而下”的情報獲取
胡林翼的京城聯絡具有多重意義。就“自上而下”言之,可以了解咸豐皇帝及軍機大臣的意向,獲得機密情報。由于最高層壟斷著權力,也試圖壟斷信息,故窺探高層意思,就是古今常見現象。然而,上意難測,既說明不易知曉,也表示變化莫測。胡林翼與軍機要員暗中互動,正可窺測上意。比如收復武昌后,是否令胡林翼率師東下?是否派長江戰區統帥?曾國藩能否以督撫身份帶軍?都是胡林翼最關心的大事。此外,由于各省和軍機處都通過密折、廷寄等文書保持密切溝通,高層在各地也有多種信息來源,故借助京城聯絡亦能輾轉獲知各省動態。譬如何桂清、葉名琛、黃宗漢、福濟、英桂等疆吏重臣和江南大營、江北大營的近況以及最高層對他們的態度,也是胡林翼關注的要點。果然,錢寶青致胡林翼密札不僅通報各省最新狀況,更透露咸豐和領班軍機大臣彭蘊章的意向。
首先,是否乘勝率師東征,胡林翼極為關注。因其既關軍情,又涉籌餉。1856年12月23日,胡林翼向湘軍大將李續賓和李續宜坦白了其中矛盾:“弟所急欲商者是東下之策。是弟東下則恐餉少,更恐劫餉耳。然必須東下,乃是一氣呵成之局?!敝钡酱文?月,胡林翼仍感慨道:“不知皇上仍教進剿否,恐終必東征耳?!睆腻X寶青致王慶云密信可知,這時“中樞之議”確實欲令胡林翼乘勝東下。不過,胡林翼以善后為由仍留湖北,派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率水陸大軍進攻九江。
不久,胡林翼是否東下與曾國藩奪情復出以及統帥問題結合起來。其實質是湘軍的指揮權和獨立性。1857年11月12日,胡林翼奏請起用曾國藩,以統一事權,主要目的是為曾氏謀江西巡撫位置。然而,此時太平天國內訌之后元氣大傷,清朝軍事順利,九江、鎮江甚至天京都有攻克希望,故咸豐及彭蘊章并不認為曾國藩不可或缺。11月19日,上諭不準所請,反令胡林翼即行東下。胡林翼只好奏陳湖北尚有要事,待九江克復再行率師東征。奉旨克復九江后再議。起用曾國藩未果,錢寶青隨即提醒胡林翼,湘軍千萬不能落入安徽巡撫福濟之手,希望胡林翼親率東征之旅。到1858年3月,錢寶青向胡林翼透露:“我公東下之說,已化煙云,盡力為之,必有大造于楚?!焙忠砺蕩煐|下之議終于暫時打消。
其次,湘軍東下作戰必與兩江地區發生直接關系,而當時清朝重心在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故掌握安徽、江西、江蘇及江南、江北大營的戰況,了解諸省督撫將帥動向,尤其是探知咸豐、彭蘊章對他們的態度,就相當重要。
關于安徽巡撫福濟,錢寶青在1857年12月說:“從前向帥(向榮)在時,聞皖餉不足,解銀五萬兩,皖帥(福濟)即言:‘可見向營餉項有余,請將浙江月餉改歸廬州?!?胡林翼批:太無良,直非人類)……山、陜月解餉銀并不為少,則言:‘皖之與楚肥瘠懸殊,解楚三萬,解皖二萬,可謂倒置?!?胡林翼批:直是狗屁)?!?1858年3月,錢寶青透露福濟和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河南巡撫英桂關系微妙,而咸豐對三人均甚信任。他說:“天上(咸豐)之于鶴人(李孟群),竟幾幾以江(忠源)、羅(澤南)視之?!庇终f:“淝帥(福濟——引者)不去,皖無睡醒之日;香帥(英桂)不易,豫無睡著之日。此兩人者得天獨厚(受天子信任),為之奈何?”隨后胡林翼也說:“大抵天若救安徽,必須革福帥與李鶴人,乃是轉機?!?1858年7月,福濟終因屢誤事而革職,英桂也調任山西巡撫,李孟群在次年遇害。此外,滿人將軍福興駐扎江西廣信、浙江衢州一線,防守入浙門戶。錢寶青說:“福星(福興)之怯而猾……不特弟等竊議,即內而商賢(彭蘊章)、外而平仲(浙江巡撫晏端書)亦早料之。商賢為此等人既不爭權,又不爭餉,可聽其行尸走肉于衢、信之間;平仲則以天眷稍差,不敢置喙……今若言福星恐誤浙事,則曰浙尚無事,設有事,安知其必誤耶?圣人(咸豐)譽必有試,毀亦必試,則所失滋多……此事非弟所宜言,然既承詳示,故敢約略陳之?!贝丝梢娤特S和彭蘊章的選人用人和處事風格。
當時清軍主力在江南、江北大營,江蘇也是財賦重地,故更受關注。1857年,嚴正基就曾提醒胡林翼:江督何桂清“近諳大計,非復吳下阿蒙;吳、楚上下交合,于軍務大有裨益,宜通書以示聯絡”。錢寶青也多談江南情形,1857年11月5日的密信稱:“江南潤州(鎮江)雖云合圍,其江面一邊,終成一面之網。根翁(何桂清)來函總云指日可下,似亦仰慰之意?!彪S后來函突出何桂清和江北大營德興阿矛盾激化:“德(興阿)之與何(桂清)齟齬已深。德劾何躁急,但報聞而未發;何劾德執拗,則令南岸之派員前往幫辦?!?1858年3月來函則批評朝廷信任和春的江南大營,恐難成事。葉名琛獲罪后,空出一協辦大學士的位置,錢寶青稱:“江南水部(何桂清)、閩省瑯琊(王懿德),以鄙意觀之,皆有氣而無性者也。來示所謂與役處者,水部為尤甚,然綸扉(大學士)一席,竟有翕然之思 [原注:在圣心(咸豐)轉不甚屬]?!边@也透露咸豐對何桂清并不那么信任。
最后,京城涉及湖北之事,錢寶青更會隨時密告。比如,官文和胡林翼的微妙關系很受關注,錢寶青致胡林翼第一函即提及此事。因俄國人侵占松花江江濱地區,清廷欲撤回在湖北作戰的馬隊,錢寶青提醒胡林翼可以大膽奏留。當胡林翼下屬鄭蘭、莊受祺被御史賀壽慈參劾,錢寶青即密告參劾原委。湖北漕糧折色、保舉人才等事在京城的反應,錢寶青也會及時相告。此外,京城大錢難行,物價飛漲,籌餉艱難,直隸、廣東、陜西、山西、四川、云貴的新動向,也都在錢寶青密札中有所通報。
綜上,盡管目前只看到錢寶青致胡林翼密札五通,但已有理由相信,從1857到1859年(1857—1859),錢寶青為胡林翼提供了關于咸豐皇帝、軍機處以及各省的詳細情報。
五、 “自下而上”的意圖實現
如果說自上而下地獲取情報是一回事,利用情報并借助京師盟友影響決策則是另一回事。胡林翼“自下而上”的聯絡溝通,確實有力推動了曾、胡地位提升和湘系之崛起,實現了自身意圖。這在“四路入皖方略”“樊燮案”和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問題上體現尤為明顯。
?。ㄒ唬╁X寶青密奏支持“四路入皖方略”
眾所周知,曾國藩、胡林翼設計的四路入皖方略,不僅最終攻克安慶,而且圍點打援,消滅了陳玉成皖北主力,奠定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的基礎。所以,從后往前看,誠如朱東安所論:“曾、胡聯手圖皖,是該集團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其后一個時期的迅猛發展,皆肇基于此?!钡诋敃r,該方略頗多反對之聲。因此,1859年11月,深受皇帝信任而在前線考察軍情的錢寶青密奏支持這一方略,就顯得彌足珍貴。
原來,1859年夏,因石達開有入蜀可能,胡林翼鼓動官文為曾國藩謀四川總督,惜未成功。9月,官文和胡林翼又邀請曾國藩聯手圖皖,鑒于上年李續賓孤軍深入遭受慘敗的教訓,計劃四路進兵。南線兩路“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線兩路“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規廬州”。其中南線兩路主攻,由曾國藩、多隆阿、鮑超各部擔任,更為關鍵。然而,就在這時,署理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請曾國藩取道光州、固始、潁州一帶,繞至北路,與勝保并力南攻,以防太平軍和捻軍北上。安徽巡撫翁同書意欲曾國藩北上協同作戰。這些意見均發給曾、胡酌辦。甚至前湖北布政使羅遵殿、湖北按察使嚴樹森皆欲曾國藩“率師北援河南”。左宗棠和李續宜則希望曾國藩優先入蜀。
尤為重要的是,咸豐為防太平軍和捻軍北攻,不支持該方略仍要求派出一軍、繞至淮北作戰。朱批一則謂“誠恐緩不濟急”,再則稱“惟恐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語帶譏諷,令曾國藩頗感灰心。他對胡林翼說:“十七日所發會奏各折,圣意不以為然,浙餉片亦未蒙允準。從此不敢作奏,概由督帥(官文)主稿?!焙忠韺﹀X寶青無奈地說:曾國藩因“中朝不準餉”,不準調蕭啟江和張運蘭,故只好奏稱兵力僅可守而不可戰。非但曾國藩,此時胡林翼也不受信任。他在8月密保羅遵殿接任湖北巡撫,并多方游說,卻未成功,主要因官文密奏反對。在此背景下,錢寶青或明或暗的支持非常關鍵。
10月29日,胡林翼陪同錢寶青來到曾國藩巴河大營,考察兩日。錢寶青隨后拜發密奏,于11月22日到京。他首先指出進兵安徽的緊要性,接著點明四路進兵的必要性:“緣楚、皖交界路徑多歧,逆匪處處可以抄襲,故必重兵齊發,則賊所上竄之路,皆我所進兵之路,而后可無內顧之憂”。然后,錢寶青著重為楚軍請餉。他說:“楚北軍餉每月約需銀三十余萬兩,現復奏留曾國藩一軍,又須增餉五六萬兩?!匠?、署撫臣咸以為慮,不能不仰求皇上嚴飭江西、山、陜、四川等省按期籌解者也?!辈痪们?,胡林翼致函錢寶青稱:“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既已月謀三十萬之餉。若得秦、晉、蜀三省忠心效力,專濟滌帥(曾國藩),月各三萬兩,則一年之內,皖、江南北,必有成效?!卞X寶青密奏所言,正是對胡林翼的回應。
在戰略戰術上,錢寶青不僅支持曾、胡,而且反駁翁同書和袁甲三。翁同書稱楚軍由英山、霍山取舒城,由六安規廬州,為上策。錢寶青則稱,廬州“為皖賊淵藪,然其勢未可遽圖”。袁甲三主張曾國藩分兵繞至淮北作戰,錢寶青則謂:“此次楚軍分路進攻,其出北路者,應以六安為止?!彼穆愤M兵方略的核心在主攻安慶,圍點打援。錢寶青完全贊同。他奏稱:“近廬州而不攻,則賊無必死之心。搏安慶以全力,則賊有必援之勢。我軍沿江聲勢既聯,使其來援,則廬州賊分,不來援則安慶勢孤,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且逼而不攻,則賊不暇為北竄之謀,即江浦、六合援賊亦必致力于安慶。是不啻誘堅守之賊而使之野戰也。一旦出其不意,六安、桐城之兵皆可襲廬州而取之?!逼鋵?,錢寶青密奏之策,即源于胡林翼。隨著戰爭經驗積累,尤其是三河大敗后,胡林翼的戰略戰術明顯改變,既強調多路配合,又反對到處攻城,希望留有活兵,消滅對方有生力量。他稱:“良將勁兵以破援賊為上,顧大局取遠勢為上;逼城而壘,節短局促,不能盡其所長為下。若援賊破滅,則堅城自下?!彼?,當時在胡林翼幕府了解內情的汪士鐸就說:“錢寶青所奏即本此也?!弊詈?,錢寶青密奏緊隨曾、胡奏折而發,時機也很巧妙。咸豐稱贊錢寶青“不為無見”,令官文、胡林翼、曾國藩妥辦。
可見,曾、胡四路進兵方略雖好,但一開始頗多反對,故錢寶青的密奏支持非常重要。曾、胡此時之所以不受信任,一大背景就是咸豐九年冬,江南大營接近成功,故咸豐和高層有意裁抑湘系勢力。這時震驚朝野的樊燮案,就是一個明確信號。饒有意味的是,錢寶青又一次幫了湘軍。
?。ǘ╁X寶青在樊燮案中保護左宗棠及湘系勢力
1859年,錢寶青奉命與官文聯合查辦朝野注目的樊燮案。他為左宗棠大力剖白,保護了湘系勢力。此案頗關湘軍前途,孟森早在民國時期就有深刻論述。它的政治意味可分三層解讀:下層是湖南官紳與左宗棠的矛盾,中層是湖廣總督官文與湖南巡撫駱秉章的較量,高層是江南大營軍事順利情況下,朝廷對湘系的裁抑。下文綜合新舊資料,進一步澄清案情,突出胡林翼和錢寶青的作用。
先是,左宗棠在駱秉章幕府主政,能干而強勢,數年來與官文嫌隙已深。1858年冬,官文以永州鎮總兵樊燮署理湖南提督,以栗襄署理永州總兵。但駱秉章旋即參劾樊、栗二人。樊燮于次年押解長沙受審,官文顏面大失。這時,湖南官紳頗不滿左宗棠,向官文中傷左氏;旋又唆使樊燮遣派家人,向湖廣總督呈訴駱秉章及黃文琛、賀炳翊等湖南官員,意在牽連左宗棠。官文上奏后,奉旨與錢寶青查辦。9月6日,湖廣總督行文湖南巡撫,提拿涉案文武赴鄂質訊。結果,湖南督糧道、署按察使謝煌立即以左宗棠“居首應募”,布政使文格“改置第三”,駱秉章“赫然一怒”,“始更置諸弁兵之后”。自孟森以來,都認為是文格唆使樊燮,看來至少還包括謝煌。
消息傳到湖北后,胡林翼一邊懇求官文免提左宗棠,一邊依靠錢寶青維持局面。官文起先是一副公事公辦的表態,胡林翼遂以私情懇切相求。同時,錢寶青透過密信向胡林翼通報情況。1859年10月13日,曾國藩已預計錢寶青必然“極力擔承”。在看過錢寶青的密信后,曾氏不禁感喟道:“錢信語語中窾,良可佩服。末世人情,一朝失勢,險態百出?!焙髞?,梅英杰稱由于胡林翼“力解之”,左宗棠免于提逮武昌。顯然,其中也有錢寶青的作用。
然而,這時咸豐對湘系“朋黨”的疑慮頗深。1859年9月,他在召見羅遵殿時,就懷疑左宗棠“招搖撞騙”,又詢問舉薦左宗棠給駱秉章的究竟是何人,意在胡林翼和曾國藩。所以,駱秉章上奏辯解,竟遭朱批嚴厲詰責:“無論事之虛實,該撫總應靜候查辦。嘵瀆不休,預占地步,殊非大員度量。朕素知該撫人甚平和,或不出此,而尚如此糊涂者,非受屬員慫恿,即為劣幕要挾。此折密封寄與官文、錢寶青閱看,一并查辦,不準稍涉偏徇?!敝背庾笞谔臑椤傲幽弧?,批評駱秉章“如此糊涂”,令人難堪。至此,樊燮案擴大化了。正案之外,駱秉章受屬員慫恿、劣幕要挾的指控更大。曾國藩不禁感慨“從此兩湖益成水火”,他與胡林翼均難調處。
咸豐態度既如此,早就對駱秉章和左宗棠不滿的官文,更不打算放過機會。這時,錢寶青盡力保護了左宗棠。錢寶青說,官文起先“緘示”文格,諷喻左宗棠急流勇退;但隨后又以左宗棠“性情剛愎具之折中”,他“力言之,乃始抹去”。從官文和錢寶青的復奏看,錢氏所言確有蛛絲馬跡可尋。1860年1月17日奏稱:“伏查湖南屬員、幕友近年積弊,早在圣明洞鑒之中。奴才等一面就本案供情留心根究,一面仍加密訪。如查其形跡與此次折件稍有干涉,即當遵旨會同嚴辦;如查系平日劣款與此折無干,即由奴才官文另行專折參奏?!憋@然,左宗棠的事情仍將調查,而湖南問題也做了定性,就是屬員、幕友積弊甚深。次日,官文對湖廣高官的年終密考兩單一片均照例留中,但另有兩折,封面朱批“內二件俱留中”,不知是否與駱秉章、左宗棠有關。1860年2月23日,官文和錢寶青稱:“連日明查暗訪,仍無端倪”,因正案已結,錢寶青例應起程北上,左宗棠的問題仍由官文“另行專折奏復”。
2月底回京之際,錢寶青當向胡林翼通報了官文仍不肯罷休。曾國藩得知后稱:“樊案果不出尊料,近日京案皆出一轍矣?!本┌钢腹誀c被僧王參劾,都針對湘人。在此背景下,胡林翼決定立即阻止左宗棠赴京。3月7日,他致毛鴻賓的急信云:左宗棠“未審已否經過襄陽?有密函要件,乞尊處速專妥干跑夫,沿途探遞,期于必呈為禱”。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屢被引用的二信,一則稱三月三日抵襄陽后,毛鴻賓出示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再則謂官文“方思構陷之策,蜚語已滿都中”。3月9日,曾國藩給胡林翼復信稱:“錢公(錢寶青)信讀過,去年公貶節一求,乃立竿見影之事。今年雖貶,恐乏明效?!彼普f官文仍不放過左宗棠,“貶節相求”亦恐無濟于事。因為這時胡林翼和官文“情意頗不相孚”。3月21日,曾國藩甚至說:“鄂事神離,去年十月幾已著矣。我公復緘亦殊辣??磥硎聦Q裂?!敝钡?月24日看過官文回信,才說官文“亦軒爽坦白,鄂事或尚可支”。官文之所以沒有決裂,一方面是因為湖北離不開胡林翼,另一方面也因江南軍務驟然惡化。
胡林翼、曾國藩這時都勸左宗棠暫時隱退。同時,胡林翼也在京城聯絡中做了兩手安排。一由錢寶青回京召見時為左宗棠辯解,此事發生在1860年4月1日。錢氏不僅“力為剖白”,且言左宗棠“才可大用”。一由郭嵩燾在京秘密運作。4月5日,郭嵩燾收到胡林翼勸其告病回南的密信。理由大抵是曾國藩、左宗棠“均憂危疑畏”,郭氏“獨居承明之廬,亦不可久”,義應退歸。實際是將僧王參郭嵩燾、官文參左宗棠以及曾國藩不被信任聯系起來,為湘系受打壓鳴不平。5月6日回南方前夕,郭嵩燾聽錢寶青說官文仍不放過左宗棠,以致駱秉章和胡林翼都有退意。當晚,郭嵩燾就與湘人王闿運和蔡毓春同詣尹耕云一談。5月18日,郭嵩燾就聽說潘祖蔭近日連上兩折,一保左宗棠,一請曾國藩救援四川。此折被咸豐留中數日后,于5月20日發下。次日寄諭曾國藩察看左宗棠情況,所謂“天下大轉”。從此,左宗棠不僅脫離險境,而且深獲重用。這里面有肅順等人的疏通作用,但其大背景卻是江南大營的潰敗。
因此,樊燮案之上更大的時局背景,亦即江南大營的軍情變化實甚重要。潘祖蔭此次保舉左宗棠,也正瞄準了東南軍情不利、湘軍將受重用的時機,實屬順水推舟之舉。此前江南軍務順手、湘系不受信任之時,胡林翼和錢寶青暗中保護左宗棠的一系列運作,則更像雪中送炭之舉。不幸的是,正當江南大營崩潰之際,錢寶青溘然長逝。隨后,潘祖蔭、尹耕云、高心夔、趙樹吉、李鴻裔等人為促成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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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夏,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湘軍迎來大舉發展之機,湘系崛起之勢終于不可遏制。但這一過程極為曲折艱難。張劍的新近研究表明,即使在江南大營崩潰的情況下,曾國藩出任江督,仍需要肅順反復向咸豐和朝臣解釋疏通,所謂“開張宸慮,暢導群言”。概言之,這時面臨的阻力主要有四:其一,彭蘊章等人一向壓制曾國藩,咸豐更不放心曾氏;其二,一些高官認為非僧王帶兵南下不可,任用曾國藩也無濟于事。其三,許多朝臣主張大舉團練,以應對江南危局,朝廷也予采納。其四,主持皖南軍務的張芾奏請自往蘇浙,而令曾國藩督辦皖南軍務,看似推重,實則排擠。阻力既如此大,肅順的權勢也不宜夸大。8月間高層籌議和戰,肅順因主張被阻,“哽咽太息,輒喚奈何”。故肅順雖傾向重用曾國藩,但要說服咸豐和王公大臣,卻是艱巨任務。這既需要形勢的有利發展,也需要盟友的巧妙配合,還離不開幕僚的暗中參謀。
早在1856年文慶當政之時,鑒于江南大營不穩且向榮老病,錢寶青就曾上奏舉薦曾國藩或勝保接替向榮。1858年曾國藩重新出山后,胡林翼一有機會就替他向軍機章京抱屈。1859年冬至1860年春,江南大營不斷接近“成功”。這正是曾、胡不受信任的軍事背景。然而,隨著江南大營突然崩潰,重用湘軍的聲音又發了出來。
在此背景下,幾項緊密關聯的高層運作集中展開。一個此前未受注意的重要史實是,彭蘊章于1860年5月25日奉命出京督辦陵工,6月10日方才回京。盡管尚無證據表明,如此關鍵時刻令彭蘊章出京系肅順“排擠”,但趁親王重臣出京之際發布重大決策甚至發動政變,也是晚清的常規操作。對于京城刀光劍影的運作,身在湖北的胡林翼頗有掌握。6月6日,他對彭玉麟說:“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請滌帥往援”江南,“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亦即江督)乃可去”。果然,趁彭蘊章出京之機,胡林翼和曾國藩的京城盟友在四月中旬密集上奏。高心夔《中興篇》有云:“翰林潘卿薦臺趙,薦疏但入皆顉頤。侍臣故有造膝請,首贊大計承疇諮??阢晝山诔?,所為社稷它何知?!睔v來對該詩均解讀為肅順推轂曾國藩出任江督。張劍進一步證實肅順不僅將高心夔代擬之奏折遞上,而且造膝密陳,最終于6月8日促成曾國藩署理江督之命。
唯“翰林潘卿諫臺趙”一句,尚未見合理解釋。這恰是配合肅順的直接行動。翰林潘卿就是大理寺少卿潘祖蔭,諫臺趙就是御史趙樹吉。6月2日和5日,潘、趙先后奏請罷斥和春、何桂清,重用曾國藩、胡林翼。潘祖蔭稱:“金陵大營失陷以來……統帥節節退守,若再不予罷斥,更易大帥,在兵威已挫,士氣愈衰……惟有仰懇天恩,簡任附近鄰省威望素著大員,如曾國藩、都興阿、胡林翼等,統領得力將弁,星夜前往江蘇?!壁w樹吉云:“至附近各營,惟曾國藩、胡林翼兩軍向稱得力,并請于二人中迅簡一員,即以和春、何桂清之任任之……近日外廷建議者,每及將帥必曰曾、胡,臣非敢隨聲附和”,唯“代此任者非統重兵,不足補創殘之缺;非地居較近,不足踐星火之期(暗指天津的僧王距江南太遠,來不及救援)”?!盾姍C處隨手登記檔》對兩折的記載都是“帶上帶下,歸箍”,說明咸豐和樞臣有過面議,但未下定決心。6月8日,何桂清、徐有壬、瑞昌、王有齡奏報蘇州失陷的折子到京,終于令曾國藩署理江督。
進言之,趙樹吉的折子亦收入尹耕云文集,似由尹氏所草。從《高心夔日記》可知,1860年夏,高心夔、尹耕云、趙樹吉、李鴻裔、范泰亨、莫友芝幾乎日日聚集。他們都與胡林翼、曾國藩淵源頗深。1860年6月21日胡林翼保舉16人,尹耕云和范泰亨赫然在列。潘世恩是胡林翼座師,也敘陶澍的淵源,故潘祖蔭稱胡林翼為世伯。趙樹吉稱曾國藩為師,曾國藩奉命督師江南后,他“喜極欲沾巾”。高心夔則“喜頌竟夕”。李鴻裔、莫友芝隨后均入曾國藩幕府。盡管現存《高心夔日記》從1860年6月23日開始,故諸人在四月配合肅順的籌謀運作尚看不到,但裁撤南河總督、添設淮揚鎮總兵,請曾國藩、袁甲三保舉人員一事可以參照。7月26日,尹耕云先建此議,高心夔“深服其略,因謀所以建白之道”。隨后,尹耕云草折,趙樹吉、高心夔、李鴻裔、莫友芝、尹耕云共讀定議,李鴻裔手錄一通。29日,高心夔以所錄奏疏送給肅順。8月4日上諭隨之而下,與尹耕云建議若合符節。
需要說明的是,1860年7月27日彭蘊章退出樞垣后,肅順已自言將入軍機。后雖未果,但在此前后,因英法“海上事秘”,軍機處“多洩機要”,導致皇帝信任降低,高層權力已向御前王公傾斜。因此,胡林翼京城盟友密切配合御前大臣肅順,仍可在疆吏與軍機互動的脈絡下討論。最后,隨著1860年9月庚申之變和次年辛酉政變接連發生,清廷實力和威望明顯下降,湘軍則不斷崛起。此消彼長之后,清廷對胡林翼和曾國藩幾乎有請必應,胡林翼京城聯絡的價值也就有所降低。
余 論
本文圍繞胡林翼與咸豐朝領班軍機章京錢寶青的密札往來,初步勾勒了1856年攻克武昌后胡林翼京城聯絡的輪廓,論述了它是怎樣展開的,并解釋了它的多重意義。下面就其中反映的疆吏與軍機互動問題,稍作申論。
就清朝制度設計和法律規定而言,疆吏與軍機私下溝通是不允許的,但疆吏與軍機暗中互動卻又是普遍現象。具體而論,軍機處本來就有很強的保密功能,故歷朝皇帝三令五申,嚴禁軍機處人員交結外官,絕不能泄密。泄密事件一旦東窗事發,都會受到嚴厲處分。但“頂風作案”仍相當普遍。事實上,咸豐也知道軍機處往外泄密,軍機處也知道咸豐知道他們往外泄密,但還是如此行事,只不過盡量不暴露出來。其因何在?
首先源于互有強烈需求。由于軍機處圍繞著皇帝,既處于發號施令之地位,也基本壟斷著機密信息,故疆吏和外官不僅希望獲得軍機處支持,而且渴求盡快獲知這些信息。正如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子瞿兌之所言:“軍機與外間通信,為職務上所不許。乾隆中曾屢諭申禁,然仍不能盡絕。蓋外廷恃此以知朝中意旨,不惜百計以鉤致之?!边@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由于高層機密信息不僅是稀缺資源,也是實在權力,故軍機處的保密、泄密或解密,實質是權力核心圈的信息壟斷、傳播和發布問題,直接影響著政局和全社會。
除軍機大臣外,有力量的軍機章京也掌握這些信息,且比軍機大臣更有余閑。同時,京官本就相對貧窮,而軍機章京體統既尊,“車馬衣裘之飾所費不貲,待漏儤直之勤亦倍于他官”,故不能不借“陋規”以“自潤”?!奥帯眲t主要來自手握大量資源的外官。所以,疆吏不僅每年都要打點軍機處人員,其專門傳遞信息、溝通情報的報酬另算,都有行情。此外,這種聯絡也會在隨后的政治活動中互相扶持,形成官場做事必不可少的人脈資源。晚清的軍機大臣若無幾個關鍵疆吏支持,則辦事極難;當然,疆吏若無軍機處維護,也動輒掣肘,甚至地位難保。但是,若將這種聯絡互動一味說成是互相利用的利益關系,亦不盡然。盡管利益關系是很顯然的,但其中也不能簡單用利益來衡量。胡林翼對京官的聯絡,總體上看主要出于公心。
從本文論述看,這種為法律所禁止卻又普遍發生的“信息溝通”和“下情上達”的政治活動,確實影響著咸豐朝局與政情,也確實提高了曾、胡地位,助成湘軍之崛起,進而成為改變近代歷史進程的重大因素。同治以降,小皇帝即位,太后垂簾,親王領班,形成“同治”局面,最高權力不無下移,軍機處的職權明顯增大。甚至一段時期“時局盡在軍機”,“權過人主”。而漢人軍機大臣沈桂芬、李鴻藻、孫毓汶和翁同龢相繼秉政,都扮演過重要角色。與此同時,湘淮軍功出身之疆吏尤其權重。在此背景下,疆吏與軍機的互動更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輪船、電報的推廣,也使他們的聯絡溝通更為便捷。此期公文檔案和私密函電多樣豐富,如果利用得當,或許既能看到明線的京內外信息溝通和政治決策,也能看到暗線的信息溝通和政治運作,為軍機處、晚清督撫及央地關系研究提供更多線索,幫助我們理解晚清的歷史。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