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全面抗戰時期的“工合”運動是一場中外人士共同參與的經濟救助運動。經費來源主要有社員認股、政府撥款、銀行貸款、海外捐款。社員認股數量過少，可以忽略不計。政府撥款的弊端是流程復雜、效率低下。銀行貸款則因其不穩定性，難以資助廣大基層合作社。海外捐款在數量上不及政府撥款和銀行貸款，但勝在及時高效，可以有效支持合作社。隨著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海外捐款的價值逐漸凸顯?！肮ず稀笨倳冀K希望掌握海外捐款的分配權，遭到各地一線工作者強烈反對，并引發參與運動的中外人士的激烈對立。經費之爭折射出中外人士對“工合”運動定位和發展前途的分歧，以及中外之間的文化、心理沖突，其實質是一場中外博弈。

【關鍵詞】

　　抗日戰爭　“工合”運動　經費爭奪　中外關系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亦稱“工合”運動，是全面抗戰時期由國際友人和國內民主人士共同發起，得到國共兩黨一致認可和支持的經濟救助運動。該運動通過組織合作社進行生產，經營范圍以輕工業領域為主，既有助于解決戰時難民和失業問題，也生產出大量軍需和民用物資，被譽為“經濟國防線”。

 

　　關于“工合”運動的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就研究視野而言，學術界將“工合”運動視為經濟抗戰的一部分，較多地從經濟史角度開展研究。就史料利用而言，現有研究還沒有充分挖掘海內外檔案資料，中外學者之間對話不多?！肮ず稀边\動發起后，得到海內外人士熱烈關注和支持，在香港、美國、英國、東南亞等地成立“工合”促進委員會，從事宣傳與募捐工作。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圍繞海外經費的募集和分配問題，參與運動的中外人士基于各自立場，產生嚴重分歧。本文結合中英文已刊和未刊文獻，對“工合”運動海外經費來源，以及中外雙方圍繞海外經費分配權的爭奪問題加以探討，以期深化對“工合”運動和此時期中外關系的認識。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沿海沿江城市工業或被日軍掠奪、破壞，或被迫內遷，大批失業工人和難民紛紛涌向內地。1938年初，在上海的國際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和尼姆·威爾斯(Nym Wales，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的筆名)積極思索如何解決中國工業生產問題。威爾斯在和英國駐上海領事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的談話中得到啟發，萌發將工業與合作社相結合的想法，通過組建生產合作社來支援中國抗戰，得到斯諾和艾黎的支持。

 

　　在艾黎、斯諾及威爾斯醞釀工業合作計劃的同時，上海各界愛國人士也在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這當中，劉湛恩、鄭振鐸、王蕓生、薩空了、梁士純、徐新六、胡玉琪、陳鶴琴、王國秀等人定期組織座談會，討論抗戰形勢，研究救亡工作。座談會“有時也請關心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國際朋友如埃德加·斯諾夫婦和當時在英國工部局工作的路易·艾黎先生等參加”。參會時，斯諾帶來工業合作社的宣傳材料供與會人士傳閱，提出采用合作方式，發展小型手工業或半機器工業，以供應軍需民用。座談會采納了斯諾的建議，決定成立一個工業合作社設計委員會進行規劃。經過一系列詳細、深入的探討，工業合作社的策劃書由銀行家徐新六提交經濟部部長翁文灝，并得到國民政府肯定，同意邀請艾黎赴漢口籌備組織。1938年7月，艾黎到達漢口，見到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周恩來、博古等人。周恩來、博古積極支持“工合”運動計劃，認為運動最主要的任務是拉住國民黨和蔣介石抗戰，阻止其投降，建議盡可能爭取國外的支持，同時將愛國民主人士也吸納進來。博古還建議，“工合”運動先不要在延安和新四軍所在地區內開展，而是先建立西北、西南、東南辦事處，然后擴大至全國。

 

　　在中外人士共同倡導下，經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共同認可和支持，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于1938年8月在武漢正式成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孔祥熙擔任理事長，艾黎任技術顧問，有權赴全國各地考察?！肮ず稀边\動組織機構自上而下分為四級。最高一級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部（武漢淪陷后遷至重慶，以下簡稱“總會”），總會最高組織為理事會，理事會選出理事長一人，領導“工合”運動事務。理事長之下設正、副總干事，處理會務，分別由劉廣沛、梁士純擔任。本文引用的尼姆·威爾斯檔案、埃德加·斯諾檔案及美國“工合”促進委員會檔案，均由上海交通大學呂彤鄰教授惠賜，在此謹致謝忱?？倳旧碇睂傩姓?，并不經營合作社業務。第二級組織是各地區辦事處，主要任務是“執行協會的政策，指導所屬事務所推動工合事業”。第三級組織是各地事務所、指導站，負責“直接指導組織地方工業合作社，并予以貸款”。第四級組織是地方上的各類工業合作社，屬于最基層的單位，按照生產類型可分為機電五金、礦冶、紡織、服裝、化工、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交通工具等，類型最多時在150種以上。

 

　　總會甫一成立，就投入到緊張的推廣工作中。經過半年努力，共建立西北、西南、東南、川康、云南五個區辦事處，截至1939年6月，建成合作社724家，社員有9534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艾黎提議下，延安也于1939年4月建立“工合”事務所，總會下撥開辦費1500元，“工合”基金2萬元，正式開始工作。在各界人士推動下，運動呈上升發展勢頭。1939年春，總會制定新的工作計劃，決定“加緊組織，發揮突擊挺進之精神，務期于一年內增加一萬社，二年內完成三萬社”，并計劃申請3200萬元資金。

 

　　“工合”運動的資金來源主要有社員認股、政府撥款、銀行貸款、海外捐款。1938年8月，總會制定《工業合作社章程》，規定合作社組社成員至少為7人，社員入社時須認購合作社股份，以社員個人出資、集體認購方式籌集，每人“至少須認購社股一股”，入社后可以增添認股，但最多不能超過總額的20%，以防止一家獨大現象。如社員一時無力繳納，可先行入社，“按月由其應得工資項下扣繳之”。不過，社員以難民、失業工人、傷殘軍人為主，購買能力有限，無法大規模認購合作社股份，這一部分資金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資金來源主要是后三種，又以國民政府撥款和銀行貸款在數額上占較大比例。

 

　　國民政府撥款最初分為總會行政基金和組社基金?？倳姓鹩糜诳倳洺Ｐ蚤_支，“包括工作人員薪津及其他之必需推進事業費用在內”。組社基金顧名思義是用于組建及發展合作社，“專供貸放各地工合社之用”。隨著“工合”運動的發展，政府撥款又增加供銷基金和戰地基金，前者“專供輔助各地工合社供銷代營業務之用”，后者是為發展晉豫、浙皖游擊區合作社，“專供戰地組社貸款之用”。1938年8月運動開始后，行政院承諾撥款500萬元，但并未一次性發放，當年撥款751175元，但很快預算就不敷所用，需要追加經費。1939年，國民政府續撥經費，至3月，共投入818146元。至1940年6月，國民政府累計撥款3002795.65元。

 

　　國民政府主導的各大銀行也提供了貸款。截至1940年7月，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向東南區提供100萬元貸款；中國銀行向四川省的“工合”運動提供200萬元貸款；陜西金城銀行、甘肅中國銀行等單位向西北區提供293.5萬元貸款。這些貸款對于“各地工作之推進，得有巨大之補益”。1940年底，各銀行向“工合”運動累計提供貸款1037.5萬元，這一數字遠較政府撥款為高。

 

　　中外人士在上海醞釀“工合”運動時，就明白必須要爭取國際援助，“所需資金應該在全球范圍內募集”。運動開始后，亟需資金、設備和技術援助，參與運動的人士積極奔走，為募集援助付出巨大努力。早期為“工合”運動提供海外援助的是南洋華人華僑。1938年8月，斯諾南下菲律賓，宣傳“工合”運動。菲律賓華人華僑大多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對國內抗戰形勢十分關注。斯諾的宣傳得到當地華人領袖李清泉、楊啟泰、薛芬士等人熱烈響應，很快發起募捐活動。10月27日，李清泉夫人主持的華僑婦女救濟協會寄出第一筆捐款2萬元法幣。11月5日，當地華僑寄出6萬元法幣，并指定為皖南新四軍建立一個“工合”中心，以支援他們抗戰。11月7日，華僑婦女救濟協會再寄出12萬元法幣。這些捐款在斯諾建議下，通過宋慶齡籌辦的保衛中國同盟轉寄至內地，對“工合”運動的開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1939年4月，斯諾接受朋友建議，在菲律賓馬尼拉推動成立“工合”促進會，由美國人、菲律賓人和當地華人華僑組成。同一時期，碧瑤也成立促進會，兩個組織在一年半的時間內為“工合”運動分別籌集1844.25美元和799.58元法幣。而菲律賓民間各類組織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4月，先后募捐60萬元法幣。與此同時，印尼、新加坡的華人華僑也參與進來。1939年6月，爪哇香煙制造商林生地捐款10萬元，為當地個人捐款數額最大者。此外，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社會團體捐助10萬元，新加坡華僑捐助50萬元。

 

　　面對各地的援助，參與“工合”運動的人士感到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以便統一接收、分配海外援助。1939年7月，“工合”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Productive Relief Fund，以下簡稱“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成立，該組織與總會沒有隸屬關系，主要任務是接收海內外各界對“工合”運動的捐款、貸款、物資及技術援助。國際委員會由英國圣公會港粵教區主教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擔任主席，銀行家鄭鐵如任副主席并兼任司庫，經濟學家陳翰笙擔任秘書，艾黎擔任外勤秘書。國際委員會成員還包括會計師陳乙明、金陵大學教授史邁士（Lewis Smythe），以及美國人蒲愛德（Ida Pruitt）、理查德·沃爾什（Richard J. Walsh）等。

 

　　何明華長期擔任香港圣公會教區主教，在海外名氣很大，艾黎則常年在一線實地工作，國際委員會這一人事選舉正是希望一面廣泛接受海外援助，一面根據合作社實際需要，迅速將資金、物資匯至內地。國際委員會每隔一兩個月召開一次工作會議，討論海外援助收支和分配問題。1939年9月收到第一筆進賬，至1940年4月，先后收到67156.68元港幣和409747.8元法幣，同時從中國銀行、中央銀行、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獲得100萬元法幣貸款，累計經手經費合法幣約170.1萬元。

 

　　“工合”運動開展后，得到海內外人士的熱烈關注和支持，國民政府撥款、銀行貸款和海外捐款在運動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海外促進機構—國際委員會—內地合作社”的援助模式，國際委員會成為海外經費的集散中心。

 

 

　　如前所述，總會于1939年提出“一年內增加一萬社，兩年內完成三萬社”的口號。至1940年6月，全國共建成合作社1612家，社員22330人，距離“一萬社”的目標還很遙遠。1940年8月，總會進行第一次改組，正副總干事被撤銷，機構改設秘書處、財務處、業務處、推進處，由理事長孔祥熙親自領導各處工作。各處處長分別為：秘書處梅貽寶、業務處劉廣沛、財務處寧恩承、推進處梁士純?？倳慕M后的重要工作是推動游擊區的戰地工業合作事業。同年秋，總會決定成立晉豫區和浙皖區辦事處。新的工作區域開辟后，“工合”運動獲得進一步發展，至1941年6月，全國合作社達到1858家，社員29326人。

 

　　然而，改組的弊端也隨之而來。首先是總會不斷添設工作人員，冗員現象嚴重。戰時，很多人經孔祥熙介紹到總會工作，其實質“只是一個閑員，得一碗飯之所而已”。據統計，1941年初總會秘書處35人，業務處57人，財務處30人，推進處21人，共計143人。人員龐大的直接后果是總會開支的增加，當年僅申請總會月薪預算就達28855元。

 

　　同時，“工合”運動面臨的資金壓力也越來越大。1940年7月，總會提交1000萬元經費預算，遲至11月，行政院、財政部和總會代表才開始會商審議，最終決定“擬準先撥五百萬元，余俟按照工作進度情形再辦，仍應由工合設法自籌及向銀行洽貸”。至于追加概算，則由總會提出的167475元核減為16萬元，且戰地基金每月2萬元，也“一并列入預算案內”。這對總會無疑是一個打擊。

 

　　詭異的是，此時總會又自縛手足，對合作社申請貸款進行嚴格限制。1940年10月，總會以慎重處理經費為由，成立貸款審核委員會，負責海內外貸款事宜，并制定《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貸款審核委員會簡則》，要求1萬元以上的貸款均須事先提交貸款審核委員會審核，5000元至1萬元之間的貸款由總會財務處核定后報備，5000元以下的貸款方可由區辦事處審核。這一規定增加了經費使用難度，大大降低了經費使用效率，因而招致基層不滿。東南區辦事處主任王毓麟抱怨，1940年5月，東南區計劃在廣東開辟10個事務所，7月總會答應提供經費，12月東南區收到預算通知，不但預算只夠開辟4個事務所，且這筆經費至1941年3月也未能到賬。王毓麟還稱，自運動開始以來，商品價格上漲6倍，生活費上漲10倍，很少有合作社能以5000元以下的經費組建，總會的規定無疑是“荒唐可笑”。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國際委員會在經費處置方面表現出色。國際委員會定期開會討論收支，每次會議結束后，即將前一階段收到的資金匯至內地，不論金額多少，都選擇第一時間發往合作社。1940年4月，國際委員會先后匯出的資金有1541225元，具體如下：東南區1131260元、西北區335892元、川康區31550元、西南區24680元、云南區10328元、總會1515元、香港促進委員會6000元。雖然國際委員會收到的資金沒有政府撥款多，但是勝在及時、高效，它與總會沒有隸屬關系，將經費直接匯給艾黎為首的實地工作者，大大節約了時間。1940年9月，在蒲愛德的推動下，美國“工合”促進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in Aid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以下簡稱“美國促進會”）在紐約成立，由美國海軍上將哈里·亞內爾（Harry Yarnell）擔任主席，蒲愛德擔任執行干事，國際委員會的沃爾什也是該會成員。美國促進會的成立，進一步增強了“工合”運動的海外募捐能力，它積極和國際委員會合作，募集的資金一律交由國際委員會，再及時轉匯合作社。

 

　　顯然，總會第一次改組的效果難以讓人滿意，政府撥款的弊端逐漸凸顯：一是拿不出更多資金支持運動；二是經費申請、審核、下發流程繁瑣。1941年春，艾黎到達重慶，孔祥熙告訴他，總會需要再次改組，而自己已為此采取措施?？倳⒁慕M的消息也傳到宋美齡耳中，作為名譽理事，她向孔祥熙推薦史邁士，但史邁士拒絕了邀請，轉而推薦其好友費吳生（George A. Fitch）進入總會，擔任執行顧問。5月6日和8日，艾黎及何明華先后抵達成都，經討論，二人同意費吳生短期接手工作，負責總會改組。費吳生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費啟鴻（George F. Fitch）之子，他和國民黨高層政要包括蔣介石夫婦、孔祥熙夫婦私交頗厚，也正是由于這一點，史邁士的推薦得到宋美齡、孔祥熙和艾黎的首肯。

 

　　由于總會不設總干事，費吳生以執行顧問的身份代表理事長處理“工合”運動日常事務。上任后，費吳生的首要工作是裁汰冗員，然而甫一到職，他就發現問題遠比預想的嚴重。秘書處人事組組長傅清淮私自承諾給27名部下加薪，每月加薪總額上千元，劉廣沛因此認為不給業務處的工程師、技術員同樣加薪就會不公平。梅貽寶拒絕離開總會，“認為自己可以在秘書處繼續干下去”，梁士純也反對裁減自己的部門。不僅如此，費吳生還發現，自1940年8月起，總會工資漲幅為121%，而區辦事處、事務所只有38%，在預算減少的情況下，“已經沒有進一步加薪的空間了”。同時，孔祥熙明確拒絕增加總會行政撥款，一切問題只能由總會自己解決。

 

　　費吳生對總會組織架構進行調整，秘書處改為總務室，直接由執行顧問領導，財務處、推進處、業務處繼續保留。經過巨大努力，總會從143人減少至65人，被裁撤的大部分職員“分派至各區工作”。費吳生的第二項工作是保持總會開支不超出預算。戰時物價不斷上漲，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國民政府在正常工資之外，還向公務人員發放補貼，即“米津”?？倳嘞蛘暾垺懊捉颉?，但國民政府以總會并非政府部門為由拒絕。

 

　　此時，政府撥款不足的影響進一步暴露，各地缺乏資金的合作社叫苦不迭，或無法組織新社，或不能繼續生產，更有部分合作社被迫解散。如川康區的灌縣原有合作社30家，但先后只領到總會撥款5.5萬元，“同時百物價漲，各社資金極感缺乏，周轉不靈，非但原料無力購買，即日常生活，亦不易維持，業務幾陷停頓”。灌縣事務所鑒于危機嚴重，只好“予以停工或解散，并追還全部貸款”，結果合作社數量銳減，至1941年僅余10家。同年，參與“工合”運動的石曉鐘統計發現，自1939年起，兩年來全國共解散223家合作社，其中因資金困難而解散者占20.3%，為各項原因之首。同時，銀行貸款不足的問題也逐漸凸顯。銀行多考慮投資與回報，貸款十分謹慎。如晉豫區的合作社很多靠近戰區，流動性大，而銀行的貸款政策是只貸給有固定場所的合作社，故該地只有經營印刷、機械等產業的合作社能夠得到貸款。

 

　　費吳生將目光瞄向海外經費。此時海外募捐形勢已發生較大變化。1941年2月，為整合美國民間援華組織，由美國傳媒大亨亨利·盧斯（Henry Luce）等人牽頭，組織發起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參與該會的團體眾多，美國促進會也是其中之一。該組織的初衷是為協調美國各地援華募捐活動和統一分配援華經費。1941年5月，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發起“中國宣傳周”，舉行展覽會，約請名人宣傳演講，進行募捐。此次活動主要有四大目標：繼續并擴大對華醫藥援助；支援建立工業合作社3萬家，振興中國工業，提高國民購買力；援助大后方各大學、學院；救濟中國難民。1942年2月，為進一步加強和中國的聯系，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在重慶設立駐華辦事處，由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艾德敷（Dwight Edwards）擔任主任，艾德敷在華生活多年，富有辦理救濟事業的經驗。至1941年底，國際委員會先后分配600萬元資金，多數來自美國。相比政府撥款的緩慢低效，海外經費的實際作用非常顯著。

 

　　1941年上半年，艾黎向美國促進會申請1萬美元，用于疏散陜西等地的合作社，美國促進會為此捐助7000美元。在梁士純等人影響下，費吳生打算將這筆錢的一部分改用為“米津”，其余部分撥給川康區和云南區的合作社?？倳刂坪Ｍ饨涃M的想法由來已久，1940年第一次改組前夕就提出《統一捐款管理辦法案》，要求國內外所有捐款應由總會統一收支，各地方如需經費，應先擬具計劃，交總會審核后辦理。如今面臨經費危機，孔祥熙、費吳生等人希望將海外經費直接改為總會開支。費吳生的提議遭到艾黎的反對，艾黎作為“工合”運動的技術顧問，常年在一線工作，了解基層缺乏經費的困難，明確表示不會向總會提供任何“米津”費用。各地基層組織和國際委員會也都希望資金用在美國捐款人指定的方面。不過，事情在1941年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國際委員會開始疏散。何明華返回英國，鄭鐵如身陷當地，陳翰笙脫身后輾轉抵達桂林，司庫一職暫時由史邁士代理。國際委員會成員四散，無法開會審議經費，撥款程序中斷。費吳生趁機說服史邁士致信沃爾什，稱國民政府已嚴重削減總會經費，需要國際委員會每月提供1萬美元作為總會經費，希望沃爾什對該提議予以支持。這一提議再次遭到艾黎反對。1942年1月23日，艾黎致信史邁士，表示“貨幣正在貶值，一旦‘工合’淪為不受歡迎的組織，得不到外界支持，投入的‘米津’經費都將付諸東流”，他認為經費應當用于“實地教育、研究、試驗項目，以及必要的工作人員開支”。一方站在一線工作者的角度，一方站在總會的立場，共同參與運動的艾黎和費吳生、史邁士，已經出現明顯分歧。

 

　　再次受挫的費吳生沒有退縮，決定向外尋求奧援，他做出兩項決定：一是建議總會再次改組；二是向艾德敷求助，要求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向國際委員會施壓?！肮ず稀边\動再次走向拐點。

 

 

　　1942年7月，總會宣布第三次改組，恢復總干事一職，由周象賢擔任。周象賢是費吳生的老友，曾擔任財政部參事、揚子江水道委員會主任、杭州市市長，與前幾任不同，他是典型的官僚，為人強勢，作風強硬。他的到來，給“工合”運動帶來很大沖擊。

 

　　7月21日，為表明對周象賢的支持，行政院決定批準增撥“工合”運動經費，自1942年7月起，每月撥款500萬元，6個月共計3000萬元，下半年工作目標為社員增加至5萬人，生產值達到每月7500萬元。8月5日，總會舉行四周年紀念會，孔祥熙、周象賢、費吳生等均到會并發表講話?？倳藛T自認為，雖然一年來因人事及經費影響，工作較為沉寂，但最近受到國際關注，行政院也允諾加以協助，“為有史以來最輝煌之階段”。

 

　　不僅如此，總會的定位也發生了轉變。1942年6月13日，總會召開理事會會議，為增強領導機構，聘請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杭立武、中央信托局局長俞鴻鈞為常務理事，組成常務理事會，增設財務和推進兩個委員會，以參與管理“工合”運動資金和推動事務。常務理事會是總會最高決策組織，三位常務理事均非合作社專家，而是政府官員，此番人事變動顯示國民政府加強控制的決心。這一舉措也得到總會人員認可，劉廣沛就認為過去事權未能集中，人事尤多困難，工作效率大為降低，作為全國性運動，“一切設施均須統籌，絕不是各自為政所能收效的”，“在過去各區工作，每因負責人主張或作風的不同，而各異其趣?？倳m有計劃，但未能整個付之實施”。

 

　　總會改組后的最大訴求是統一經費分配。周象賢堅定地支持費吳生，明確提出所有海外捐款都要由總會統一收支，這一提議得到艾德敷同意，三人聯名致電美國促進會，要求將資金交由總會統一分配，否則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就停止將資金撥給美國促進會。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的撥款機制較為復雜，其紐約總部設有董事會，下設工作委員會，負責戰時中國救濟和重建需求及其計劃和方法，每月或每兩個月召開會議。為方便處理在華事務，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在重慶設有綜合委員會，由蔣廷黻擔任主席，下設多個技術小組，包括醫療、兒童福利、經濟重建、教育等。綜合委員會的職能是審查各地預算，并向工作委員會建議它認為應該滿足的要求。艾德敷作為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駐華辦事處主任，定期組織人員分赴各地考察，了解援助需求，將申請先交予各技術小組，再交綜合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后轉交美國工作委員會，獲批后將所需資金匯至中國各類項目的負責人員。紐約總部十分依賴重慶綜合委員會的建議，蔣廷黻為首的綜合委員會掌握了對華援助資金分配的實權。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旗下各參與機構是紐約總部和在華各受援助項目的聯絡人，而美國促進會的匯款卻直接繞過重慶?？倳刚埵Y廷黻擔任常務理事會主席，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此外，總會堅持對經費統一收支還有政治因素。戰時“工合”運動遍布全國18個省份，大后方和陜甘寧邊區均有工業合作社。在陜甘寧邊區，合作社是公開合法的經濟生產事業。在大后方，合作社是中共地下黨的工作對象之一，一批地下黨員通過社會網絡和統戰工作進入大后方“工合”系統，從事地下工作。這一現象引起國民黨的高度警惕，為此采取停發邊區合作社經費和加強國統區合作社撥款監管的措施。1941年3月，國民政府經濟部合作事業管理局起草《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作及用款監督考核暫行辦法》，旨在加強對“工合”運動經費的監督和掌控。7月，西北區辦事處將延安事務所“經費扣下不發，從此聯系就完全斷了”。此后，延安合作社經費的主要來源為陜甘寧邊區建設廳撥款和海外捐款。而總會對海外經費的使用去向始終心懷顧慮，認為“真像〔相〕如何，外人不得而知”，正好可以趁此次改組將海外經費收歸己用，同時打擊、限制中國共產黨。

 

　　艾黎堅持己見，反對加強中央集權管理。發起運動以來，他始終認為“工合”運動應該走“權力下放”路線，賦予區辦事處、事務所權力，至于總會，應該負聯絡、協助責任，而非控制。按照艾黎的設想，“工合”運動的結果是全國各地普遍建立起合作社，在此基礎上建立區域聯合社，最終建立全國性聯合社，并由全國聯合社取代總會，領導運動。王毓麟對此深有感觸，認為總會集中控制是災難性的，“如果區辦事處沒有足夠的自主權和行動自由，‘工合’運動就絕對沒有希望”。表面上看，雙方是為爭奪經費控制權，其背后則是雙方對“工合”運動的定位和前途的理解不同。遠在紐約的美國促進會并不了解具體內情，決定派理事會主席亨利·卡彭特（J. Henry Carpenter）赴華，詳細了解情形。

 

　　在費吳生看來，國際委員會在分配資金時完全繞開總會，表明參與運動的西方人士仍然有“試圖抓住錢袋子來控制中國運動的傾向”，費吳生認為這是“經濟—文化帝國主義”，“總有一些西方人不能放棄行政、財政控制權”。費吳生常年生活在中國，與國民黨關系密切，常常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他自認為“我在中國已經幾十年，愛中國不下于美國”。對于國際委員會的做法，在費吳生看來“就如同治外法權一樣，已經過時”，“工合需要國外的鼓勵和支持，但它是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的中國組織”，而中國的組織卻要面對外國人掌控資金分配權，這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接受。費吳生的觀點恰恰代表總會內許多中國人的態度。全面抗戰時期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一方面需要外國援助堅持抗戰，一方面又迫切渴望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爸袊酥袊酥袊?，是社會普遍的認識。民族主義立場堅定的梁士純甚至對當初一起醞釀“工合”運動的艾黎也產生偏見，表現出“具有很強的排外傾向”。

 

　　對于費吳生等人的批評，艾黎有自己的看法，多年來在基層工作，他對總會辦事效率低下深惡痛絕。在給西北區辦事處主任盧廣綿的信中，艾黎直言不諱，他“樂見資金集中在國際委員會”，理由很簡單，“海外的援助直接送到了各地區，得到了最迅速的利用。這些錢到了總會，就會被政府和官方流程耽擱很長時間”，各地物價上漲很快，“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發揮美元的作用”，一旦總會掌握資金分配權，就將產生不懂技術的部門管理專業領域的弊端。艾黎所言非虛，自從國民政府針對“工合”運動頒布一系列監督條例后，總會在經費申請、劃撥環節效率大受影響，每次提交撥款計劃，都要經過財政部、社會部、經濟部、行政院各機關會同商討，往往上半年的撥款到下半年也無法下發。加之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上漲，法幣貶值，經費到手后撥至地方，早已失去時效，嚴重影響地方合作社的發展。1941年4月，總會為推動戰地“工合”事業發展，“呈請續撥戰地工合貸放基金四百萬元”，行政院要求交財政、經濟、社會三部議復，但直至10月17日才開始會商討論，且又認為“現時過境異，組貸地區與對象當有變更，準先撥三百萬元補助”，而這300萬元到1942年3月才由行政院正式批準通過。這對基層合作社的影響顯而易見，各合作社請求貸款，“常因轉賬請示而失時效”，受通脹影響，“原有資金的使用價值愈變愈少，馴致無法周轉而陷于停頓解散之境”。

 

　　支持艾黎的都是“工合”運動的一線工作者，如賴樸吾、陳翰笙、盧廣綿、王毓麟等，而支持費吳生、周象賢的，除總會的孔祥熙、劉廣沛、梁士純等人，還有艾德敷和蔣廷黻。賴樸吾為此致信艾德敷，表示他感受到“工合”運動存在著沖突，一方面是合作社有地方的主動性、責任感和自由，另一方面是總會的中央集中化“減緩了運動，扼殺了主動性”，他明確告訴艾德敷，權力下放意味著效率，集中化管理則意味著失敗，真正的合作運動只能通過民主和地方上的主動性來發展。陳翰笙也致函艾德敷，表達了與賴樸吾類似的立場，認為“工合”運動只能自下而上逐步培育全國性聯合社才有出路。

 

　　作為對艾黎、賴樸吾、陳翰笙等人的回應，周象賢利用總干事職權，在“工合”系統內進行了人事清洗。先是在1942年8月“三言兩語之間將賴樸吾解雇”，緊接著又將西南區辦事處主任趙光宸召至重慶，指責“西北、西南和東南地區已經成為小王國”，趙不同意，提出周象賢可以親自去西南區考察。9月2日，周象賢再次召見趙光宸，當面將其解職。隨后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周象賢撤銷了浙皖區辦事處。9月21日，在蔣廷黻等人授意和支持下，總會通知艾黎，宣布解雇他的技術顧問職務，理由是多年來他一直“通共”。當初參與運動發起和開創各地方“工合”事業的工作人員先后被解職，雙方的矛盾至此達到頂點。

 

 

　　意外的是，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支持總會，同意總會掌握海外經費分配權。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認為，總會解雇艾黎，“不應該被視為反對左翼分子的姿態，反而是一種保護措施，旨在保護運動的自由、進步、經濟特征不受右翼的反對”，他直截了當地表示，應該扣留對美國促進會的撥款，除非國際委員會答應總會的方案，否則就將撥款直接轉匯給總會。

 

　　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采取這一立場的原因較為復雜。其一是全面抗戰爆發后，美國政府最初采取中立政策，但隨著戰事的進行，美國上下逐漸認識到中國戰場的重要性，支持中國抗戰意味著維護美國利益。其二是以盧斯為代表的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始終認為應該全力支持國民黨，盧斯旗下的《時代》《生活》和《財富》雜志擁有大量讀者，對中國抗戰和國民黨大力宣傳，有力地影響了美國輿論。此外，一批從事慈善、教育、文化工作的美國人都致力“構建同一個美好的中國形象”，從而造成一個現象：即使中國存在問題，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也“想方設法將其合理化，不管這些問題多么嚴重，都絲毫不埋怨國民黨政府”。盡管國民政府在“工合”運動中表現不佳，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仍然選擇性地忽略。其三是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在選擇援助對象時，往往更看重親美人士和有過美國教育經歷的機構代表。巴內特直言，“孔祥熙是真正的合作者，領導著重慶國民黨中坦率的親美人士”，蔣廷黻等人也都是“杰出的親美進步人士”。

 

　　美國促進會對此則給以激烈回應，堅決反對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和總會的行為。事實上，早在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成立時，這種矛盾的隱患就已存在，各參與機構對經費統一管理、統一分配意見不一致，各機構“害怕隱沒了自己獨立的身份，不愿意放棄自己的自主權”。加之盧斯等人公開宣稱，大額捐款者應該決定資金的分配，更加引起美國促進會的不滿。

 

　　1942年10月20日，美國促進會召開會議，認為如果權力下放路線遭受破壞，“工合”運動將會陷入失敗。美國促進會拒絕通過總會分配資金，堅持原有援助模式不變，并且自信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不敢停止發放經費。為此，美國促進會甚至做好了決裂的準備，一旦雙方關系破裂，就在中國成立新的委員會，接受海外募捐，掌握資金分配。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則發出警告，威脅要將經費轉交其他援華組織。12月14日晚，美國促進會和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召開聯席會議，后者同樣因經費分配問題與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關系不佳，雙方一致認為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不愿意失去他們的支持，也不敢中斷資金，決定堅持立場，繼續斗爭。

 

　　而在中國方面，隨著卡彭特的到來，事態開始朝向不利于美國促進會的方向發展。1942年10月1日，卡彭特抵達重慶，在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后，于11月5日前往成都?？ㄅ硖卦谌A期間受到孔祥熙和各地國民黨人熱情款待，而他也最終同意由總會掌握資金分配權。

 

　　11月5—7日，國際委員會在成都召開香港淪陷以來的第一次會議，參加者有艾黎、費吳生、卡彭特、史邁士、賴樸吾等，會上各方都表明自己的立場。艾黎首先表達他一如既往的觀點：總會不是“工合”運動的基本機構，基本機構應該是尚未建立的全國合作社聯合社，總會只是推進機構之一。長期以來總會效率低下、官僚主義泛濫、缺乏領導，引起各地極大不滿。國際委員會成立后負責接收海外捐款，為“工合”運動提供大量服務，贏得工作人員和社員的高度贊譽?？ㄅ硖爻姓J“我們必須面對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政府控制抑或人民自由”，他認為，為得到海外經費，必須滿足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的要求，故而必須與總會達成諒解，“否則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有權收回對國際委員會的所有支持，甚至可能將所有資金直接轉給總會”。費吳生表示，國民政府銀行已經承諾提供4000萬元貸款，同時由政府按12個月分期付款6000萬元，并獲行政院批準。對于雙方互不信任，費吳生希望能在會上解決問題。

 

　　經過討論，與會者起草了《國際委員會與“工合”協會理事會之合作原則》，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國際委員會繼續接收海外捐款；二是今后所有外國資金，無論用于福利、教育、行政支出，還是合作社貸款，都應將預算提交總會批準，同時總會有權提出撥款建議，供國際委員會批準。

 

　　成都會議結束后，卡彭特返回美國，行前他致函孔祥熙，表示會將各種材料和報告帶回，向美國促進會解釋。然而，美國促進會對卡彭特的行為并不知情，12月18日，蒲愛德還在詢問艾黎，“我們還不知道會議詳情如何，那個著名的妥協內容如何，卡彭特和史邁士都提到了這點，但沒人告訴我們條件是什么”。同時，蒲愛德再次強調自己的準則，“如果在分配或下發資金前必須征得歌樂山總會同意，那我們就不會把錢寄給國際委員會”。12月底，卡彭特回到美國。蒲愛德等人詢問其在華情況，卡彭特在電話中閃爍其詞，稱自己病得很重，不能見面，但美國促進會態度堅定，要求其必須會面并召開理事會議。

 

　　12月29日，美國促進會召開晚餐會議，理事會成員大都出席，會上，卡彭特介紹赴華考察詳情?？ㄅ硖乇硎?，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給國際委員會工作蒙上陰影，“因為它是一個在中國不斷花錢卻不屬于任何政府機構領導的外來團體”，由此招致國民黨內很多人反對，這種完全繞開政府的做法今后肯定行不通。隨后卡彭特介紹了成都會議達成的協議，并宣稱“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會議”。經歷中國之行的卡彭特，相信總會比國際委員會更重要，因為它是國民政府唯一承認的“工合”運動機構，即使沒有外國資金，“工合”運動也可以順利進行。

 

　　卡彭特擅自達成妥協草案，無疑激怒了美國促進會的其他成員，面對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1.25億元法幣經費的誘惑，美國促進會決定拒絕。最終，僵局持續了6周左右，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讓步，將原屬于美國促進會的經費送來，而美國促進會則將卡彭特踢出理事會。同一時期，中國方面的形勢也發生了逆轉。1942年12月，應費吳生邀請，美國合作社專家麥肯齊·史蒂文斯（J. Mackenzie Stevens）和萊曼（John R. Lyman）先后來華，經過實地考察，他們認為合作社的優勢在于自我管理，總會在組社初期應給以指導和幫助，但不應干涉合作社和聯合社的管理，也不應干涉其營銷、融資、運輸事宜。二人反對總會權力過大，支持“工合”運動走權力下放和發展地方聯合社的路線，這一觀點與國際委員會不謀而合，起到了關鍵作用。1943年1月27日，國際委員會召開會議，廢止了成都會議的所有內容。

 

　　至此，美國促進會和國際委員會獲得了最后的勝利，保住了海外經費控制權。費吳生、周象賢等人的目的未能實現，費吳生于1943年初返回美國，后辭去總會執行顧問職務，周象賢則于同年5月黯然離開總會。

 

　　不過，事情到此并未結束。在接受史蒂文斯和萊曼的建議后，1943年6月，總會進行第四次改組，更名為“中國工業合作社促進協會”（為行文方便，以下仍簡稱“總會”），聘請徐維廉擔任總干事。徐維廉早年留學美國，全面抗戰時期發起“傷兵之友社”，從事傷兵救助活動。該社也接受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援助，故雙方關系匪淺。此次改組后的工作目標有三點：權力下放、發展地方聯合社、減少工作人員和行政開支?？倳略O財務處、業務處、總務室，“為緊縮經費開支，并配合新工作計劃，加強工作效率”，總會內設三人委員會，由徐維廉、副總干事楊扶青和國際委員會成員陳乙明組成。經過整頓，總會工作人員從120余人減少至40人。

 

　　徐維廉上任之初，總會和國際委員會關系有所緩和。由于經費困難，加之國民政府仍舊效率低下，總會請求國際委員會撥款支持，得到美國促進會同意?？上Ш镁安婚L，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重慶辦事處再次打起海外經費的主意，要求國際委員會向其提交經費預算，但美國促進會不為所動，秉持原先立場不變。1943年12月，國民政府向“工合”運動撥款2000萬元，1944年1月，再次撥款2000萬元。但在此之后，“工合”運動遭受致命打擊，長久以來未能掌控海外經費的國民政府宣布不再為“工合”運動撥款，僅保留總會的補助經費。此時總會經費來源僅有政府每月津貼9.5萬元、美國捐款項下每月臨時津貼約50萬元，以及不固定之貸款利息收益。在通貨膨脹空前嚴重的形勢下，這一數額已是杯水車薪。1944年9月，徐維廉配合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再次要求美國促進會同意將運動預算直接提交重慶的綜合委員會，仍遭拒絕。12月，徐維廉辭去總干事，表示“國際委員會是帝國主義者，仍像二十年前那樣令國人對外國人卑躬屈膝”。

 

　　1945年2月，總會進行第五次改組，聘請張福良擔任總干事。張福良畢業于耶魯大學，回國后擔任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農村干事、江西農村福利會主任，從事鄉村福利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張福良轉移至贛南，與東南區“工合”運動產生交集。和徐維廉一樣，張福良和美國援華救濟聯合會的關系也很緊密。上任之初，張福良在國際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希望國際委員會的資金只通過總會匯至各地，在“分配資金之前，應首先由總會研究各地的申請，并向國際委員會提出建議”。這一提議當場被陳乙明否決，指出資金通過總會并不能保證行政效率，由總會負責收支不能達到預期效果。

 

　　不過，此時的國際委員會經過幾次改選，成員已大不相同，新入選的鄧裕志、沈體蘭、費孝通等都是中國人，國際委員會越來越傾向于聽取中國成員的意見，“他們強烈支持通過中國人自己的手段來實現中國的‘政權變革’”。國際委員會遂轉變立場，修正海外經費分配方式，開始將海外經費轉移至總會辦理?？倳跊]有穩定經費來源的情況下，每遇資金需求，直接求助于國際委員會，國際委員會根據預算將經費撥交總會。至1945年底，國際委員會撥付總會的經費達到21153.98萬元法幣。至此，爭奪有年的海外經費問題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告一段落，國際委員會和總會的關系也不再劍拔弩張，而是更加密切。

 

 

　　同時得到國際友人、國內民主人士及國共兩黨共同參與，是“工合”運動的特色所在，也決定了運動內部關系錯綜復雜、矛盾重重?！肮ず稀边\動海外經費之爭，表面上看是經濟問題，實質是中外力量的博弈。爭執的背后是兩對矛盾：其一是雙方對“工合”運動定位和發展前途認識的分歧?？倳兔绹A救濟聯合會支持運動走集中管理道路，認為海外經費應當納入總會，統一收支分配。國際委員會和美國促進會則堅決主張自下而上路線，經費應及時用于實地工作，以最大程度發揮資金價值，并支持區辦事處和事務所擁有更多話語權，以利于將來全國聯合社的形成。其二是參與運動的中外人士面對海外援助呈現出的文化和心理沖突。戰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總會既需要海外經費援助，中國人又渴望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自己掌握海外經費分配權。

 

　　正如“工合”培黎學校校長喬治·何克（George Hogg）所說，中國是“一個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長達一個多世紀掠奪的國家”，海外經費直接繞過總會，“勢必會引起強烈的不滿和嫉恨，至少會給人造成專制武斷和受外國勢力利用的雙重控制表象”。這一觀點恰是總會成員的普遍心態，海外援助“率由友邦直接撥匯于各處所，本會未能統籌統支”，“殊可惜也”。而身處美國的蒲愛德等人則認為，經費是由美國人在美國募捐而來，美國人當然有權控制。蒲愛德在致史邁士的信中甚至講道，美國有輿論稱“中國已經敲詐美國好幾年”。

 

　　無獨有偶，“工合”運動海外經費之爭并非個例。中美結盟后，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來華，同時又負責美國援華物資分配，雙方因租借物資分配權鬧得不可開交。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面對宋子文指責美國傷害中國尊嚴時，明白表示：“那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生產，我們擁有，我們愿意給誰就給誰?！边@也正是兩國人民在文化和心理方面沖突的體現。

 

　　曠日持久的經費之爭給“工合”運動帶來很大影響。費吳生擔任總會執行顧問后，將主要精力放在爭奪經費上，忽視了基層合作社發展，“工合”運動自他入主總會后逐漸走下坡路。1941年12月，全國合作社減至1737家，社員23088人，至1942年11月，全國合作社已減至1526家，社員20010人。

 

　　抗戰后期，通貨膨脹空前惡化，特別是屢次爭奪海外經費受挫后，國民政府宣布不再為“工合”運動撥款，令運動雪上加霜，僅憑海外經費已難以應對。面對窘境，總會被迫多次裁并各級機構和人員，事務所如有“直接指導且實際開工之合作社在十個以下者，限用一人；廿個以下者，限用二人；卅個以下者，限用三人；四十個以下者限用四人”。凡“業務條件并不具備，且工作并無基礎，或因戰局影響一時無恢復必要之事務所及指導站，應即酌于裁撤”，各地日常工作及工作人員，也緊縮至最低限度。無人無錢的局面導致合作社生產業務迅速萎縮，至1944年3月，全國僅剩合作社1066家，社員17200人。張福良上任后面臨“無米之炊”的絕境，為繼續維持運動，只好進一步削減地方編制。等到國際委員會改變立場，將海外經費移至總會辦理時，全國尚在運營的合作社僅存463家?？梢哉f，“工合”運動發展至此，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