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晚清天津開埠后，作為北方重要交通樞紐和經濟中心得到快速發展。天津城利用自然地勢和溝渠水閘導出廢水的舊有排水系統，因人口增加、城區擴展而不斷拓展，形成由人力運送、溝渠河槽網絡、固定排水地點和溝泥回收等環節組成的排水模式。在此過程中，城市污水中的有機物質，可通過穢水溝泥包運等城鄉肥料交易活動返回農田。而在租界中出現的近代下水管道及相關衛生設備以管道運送方式，避免了人力和路面運輸帶來的衛生問題。但這一變化也減少了溝泥量和肥料貿易，削弱了城市與周邊環境的聯系和城市向鄉村的物質流動，造成城市新陳代謝斷裂，并影響到城市內外的生態狀況。

 

【關鍵詞】

　　近代天津　排水系統　城市環境

 

　　用水、排水問題是古今中外城市建設、發展中的一項重要議題。中國古代城市自成一體的排水措施已引起建筑學界的關注，而史學界也從衛生角度關注到中國城市的排水問題，并從技術管理等層面關注到近代中國城市的排水轉型、環境變革、污染治理等城市內部的問題。其中，作為城市新陳代謝重要環節的排水設施雖然位于城中，卻發揮著連通周邊自然的重要作用，影響城內環境之余也改變了城市與外部環境的聯系方式。尤其是近代城市排水系統的變革，更能體現中國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態變遷。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類對自然的影響日益明顯，作為典型人工環境的城市也吸引了研究者的關注。醫療衛生史研究關注城市的環境衛生變化，尤其側重分析其作為近代化的重要部分對社會生活的綜合影響。城市生態學研究者則將城市視為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系統，探究城市環境運作狀態并嘗試解決相應的環境問題。而城市環境史研究者則嘗試從歷史角度出發，關注人類活動對城市環境產生的具體影響，如馬丁·麥樂西（Martin V. Melosi）論述衛生設施對城市內部景觀的塑造，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探析城市經濟活動對周邊環境產生的改變和影響，都說明“將城市放回其廣闊的生態系統延展的歷史當中”的必要性。城市作為一個人工生態系統處于自然生態系統內，且兩者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互動，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便是物質交換。就此而言，唯物主義生態觀關于城鄉物質流動的分析對環境史研究頗有借鑒價值。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之間存在一種不斷進化的物質關系，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則讓“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造成了新陳代謝裂隙，且在不斷推進的工業化影響下，這一斷裂日益擴大。

 

　　從這一角度出發，近代中國城市排水系統變革也是觀察城鄉之間物質流動關系變化的一個重要窗口，可以作為“近代人與自然關系演變的主要標識”。天津是近代北方市政變革最典型的開埠城市，其排水問題兼具自然地理需求與技術革新特色，能夠為近代城市排水系統研究提供經典案例。故此，本文將梳理近代天津城市排水系統的發展、演化和主要問題，并嘗試分析廢水處理方式變化對城市與鄉村物質流動的影響，進而說明城市排水系統的生態意義。

 

 

　　天津城與水有著不解之緣，兩者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可遠推至全新世海侵時期，彼時全球海平面上漲使渤海的海岸線一路西進，吞沒了廣大的近岸區域。津門故里皆在渤海的浪花之下，直到距今8000年左右海岸線后撤，留下了數道清晰的貝殼堤，經海水塑造的低緩平原才得以重見天日。

 

　　從地勢看，天津平原極其低平，因北倚燕山、西鄰太行，整體呈北高南低、西北高東南低的傾斜簸箕形態。因此，當暖濕的季風從海洋吹向陸地時，受燕山—太行山脈阻礙被迫向上抬升形成降水，充實了山林蓄水系統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表徑流，在低洼處匯集成為眾多河流；此外，從西部黃土高原東流而下的河流總數亦不少，其中長度在20公里以上者便有300多條。這些來源各異的河流匯入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運河等海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使得海河干流水量豐沛，雨季甚至經常泛溢。自東漢永興元年（153）以來的記載中，天津有428年因暴雨引發洪澇災害，其中1840—1948年有102年出現洪澇問題，因此河流下游平原常見洪水導致的季節性湖泊和濕地。

 

　　明永樂二年（1404）建造的天津城位于海河干流起始點的西南河岸。水流聚集、海陸交匯、臨近京畿的地理位置賦予了天津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加之漕運交通和戍防安全而崛起壯大，到清代天津已成為“天下糧艘商舶魚貫而進，殆無虛日”，“轉粟排千艦，分流納九河”的重要商埠。外國人的旅行記錄同樣可以佐證天津城市的狀況，如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的船隊途經天津時，隨行人員記錄此處“河中船只甚多，不可以數計”，“一段水路上，所見來往的船數在六百只以上”；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團的行記亦描繪了海河河道中有大量船只，還記錄“站在河兩岸上的人，多得不可勝計”，表明當時天津是水運交通發達、人口稠密的大都會。

 

　　不過，因天津自然環境多水低洼而導致積水過多，也造成了城市的排水困境?，F代測量數據顯示，天津市區海拔很低且頗為平坦，“西北高為6米左右，東南低為2米，全長12公里，高差4米左右，一般地面標高為2—3米左右，地面坡度不足3‰”。低緩的地貌加上濱海臨河的地理特點，造成城區容易積水，在雨季面臨嚴峻的內澇和泄洪問題，也導致城市內外出現大量洼淀，有些至今還能在方言和地名中找到痕跡。已有研究顯示天津的很多地名與水相關，從最普遍的沽、洼、堤、溝、橋、閘等直接與水有關的詞匯，到臺（高地）、坨（土堆）、頭（河岸末梢）等描述地勢和河流區位的詞匯，在天津的地名中頻繁出現。此外，天津還有一種獨特的以“方位詞”加“開”構成的地名，用以描述郊外“開洼”地帶，如北開即天津城北的開闊地，亦可證明城市低平之狀。

 

　　因為地勢低洼，天津城選址時便考慮了防洪和排澇的需求，將城基定在子牙河、南運河與北運河合流進入海河的三岔河口西南部，“東去潞河二百二十步，北抵衛河二百步”相對較高的臺地上。城區所在之地，東北方臨近海河一側略高，而西南方相對低洼，因此，盡管積水現象非常普遍，但從城東部護城河引入城內的河水，仍可夾帶城市廢水，隨自然地勢流進城南溝渠，進而排入西南城外的廣闊洼淀。水流大致經過了城內、環城和城外三個溝渠系統。

 

　　天津城雖然建筑在地勢相對較高的河岸臺地，但仍處于海河下游低平環水的自然環境中。據記載，天津城內“四隅皆有水洼”，且于低洼處分布著多個大小不等的水坑（見圖1）。這些水坑成為容納、消化城市污水的重要區域。尤其是城內四角相對較大的水坑，可以通過城墻的水門與城墻外壕溝相連，將城內積聚的污水宣泄到城外。而城內水坑蓄積了大量居民的生活污水，也起到對污水進行初步沉淀，減少護城河淤積的作用。圍繞城墻的護城河是城市水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有軍事防御作用，還能兼顧引水排水功能。天津的護城河在城市的東南角經石閘與海河相通，而海河干流尾閭受海潮影響，每日有潮汐涌動的逆河現象。護城河東南閘門便利用海河潮涌，適時啟閉以便引水入城、滌蕩污穢。然而，一旦閘口閉塞，便會造成“水涸壕平，內外渠溝皆不能通”。乾隆二年（1737）石閘重修后通水，直隸學政錢陳群作《重修天津護城河水閘記》，總結了閘之六利，尤其強調“城內溝瀆之水壅滯無歸，有閘則積水可流、積穢可泄”，表明護城河配合水閘的設計，能夠將城內污水外排。同時，由于河道坡度平緩，外排的廢水既可以從東側流進海河，亦能夠由西側進入城外水域。

 

 

　　護城河在天津城西南角與洼淀相連，形成的積水匯成地表徑流流向南郊荒地。天津城西南由于城墻外地勢低，經常遭遇洪水侵襲。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因城西南方的教場口岸沖決，導致“浸及城磚二十四層”；清代為保護城墻，在天津城西門外百里處修建了陸公堤。由于頻遭水患，此處洼淀數量眾多，《天津府志》稱津城“西接群淀，南控青齊”。群淀中最有名者即城西門外以南長滿蘆葦的水塘，因為水域廣闊而被譽為津門八景中的“南原樵影”。水勢較大時，分散的水塘還會連成大泊，起到儲水、防洪效用。

 

　　同時，城南洼地積水溢出向南形成的水道，也在城郊農業開發過程中逐漸被人為加固和擴展。天津的平原地區因長期積水，土壤鹽堿化問題嚴重，大部分區域甚至無法進行耕種，故《天津府志》稱此地“當九河下梢，斥鹵不毛”，“無沃田，人皆以賈趨利”。隨阿美士德使團訪華的英國博物學家克拉克·阿裨爾（Clarke Abel），從植物學的角度觀察、記錄了海河入?？诘教旖虺堑闹脖痪坝^。據其描述，當時海河“堤外的鄉村地勢很低，從船上很難看得清楚，但是我們能看到顯現出一片單調乏味的荒地，沒有耕作的跡象。偶爾會看到，在緊靠河邊的土房周圍，有小塊的谷子地，在谷子中間夾種著一些豆子；可是，簡直無法想象他們種的這些莊稼能維持他們的生計”，展現了土地低平、鹽堿嚴重地區農業的艱難狀態。

 

　　在積水和鹽堿土地上推廣農業需要修造水利工程，因此明清兩代均有地方官員在天津部分區域開掘溝渠、“洗堿種稻”。這些水利工程雖為興農，也讓天津城外的河網進一步向南發展。如康熙年間藍理在天津城南賀家口至八里臺一帶修建引河，利用海河潮水灌溉農田，由此將城南河渠與海河連通。此后，又在海光寺一帶“創修河道汊港，旱則汲引，澇則泄放”。而19世紀末僧格林沁在天津戍防時挖掘的護城壕溝（即后來的墻子河），則進一步使衛津河在海光寺一帶與海河連通。這些溝渠連接著天津城水系與南郊農田，因此錢陳群在談及護城河水閘的作用時才會提到，“城南堿地，必借清水灌溉，有閘則溝澮宣通，磽確之地皆成肥壤”，指出護城河水閘的啟閉能夠影響城南農田，亦表明城內與南郊兩個水系的關系緊密。

 

　　總體而言，由于自然地理原因，天津城容易積水，也受到多水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天津城周邊眾多的河流，帶來了便捷的水運條件和發展機遇，塑造了天津以漕運為主的經濟特色以及洼淀遍布、水流縱橫的北方水鄉狀貌；另一方面，天津城一直面臨排水不暢的困擾。為了適應這一特殊的自然條件，天津城逐漸發展出以護城河溝通內外水系，以海河潮水沖洗城市溝渠污穢的排水方法，形成了“有大河以繞其東北，有小河以環其西南，大河總其干，小河分其支，脈絡周通，土風清美”的水網，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積水難排的問題。天津城內水塘多見，但溝渠、河道因高差較小、水流平緩而常常淤塞，護城河也囤積大量垃圾污物，尤其是城南洼淀區域更是一片荒涼。天津的城市建筑主要分布于遠離低洼和排水不暢區域的城區和城東北部三岔河口一帶，而天津城外南部的開闊區域則成為暴雨和洪峰來臨時的天然泄洪區，常常水霧繚繞，汪洋一片。清代詩人張問陶旅經天津時，曾感慨“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當地詩人華長卿則直接將天津的水色描述為“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風味小江南”。在詩人筆下，天津是浸潤在河湖海色之間的北方水城形象，同時也意味著將城市中產生的生活、生產廢水運出具有一定的難度。

 

 

　　從生態學角度看，新陳代謝是生物最基本的特征，生物就是在不斷從外界獲取所需的物質和能量，并把產生廢物排出體外的新陳代謝作用下生存的。而城市與生物相同，在依賴外界養料的同時也要產生廢物，排出廢水便是城市新陳代謝中的重要環節。早期城市的污水是各種生活用水的混合物，其中有生活廢水，也有食物殘渣、廚余垃圾，甚至排泄物等有機物質。這些污水在外排過程中，一部分經過沉淀在城內被回收利用，另一部分則流入城外的自然水體完成代謝降解。在城市規模適度、自然水域充足時，水體的容納和凈化作用能夠支撐城市廢水的代謝需求，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動態平衡，從而保持了城市的宜居性。然而，當城市進入近代化快速擴展階段，大幅增長的廢水對城市衛生環境形成壓力，也對既有排水系統提出挑戰。

 

　　天津開埠后開啟了近代化歷程，城市范圍擴大、人口上升，排水系統也發生了變化。廢水的運輸和處理，一方面，在滿足城市發展新需求的同時，更注重效率和規范；另一方面，仍然在污水的肥料轉化方面努力維系著城市與田園之間的聯系。由此，天津原有的城市排水系統融入了一些現代元素而持續擴大，河渠清理也產生了專有行業公會，表現出新舊并存的轉型期狀態。從物質流動角度考察此時污水在城市的移動路徑，可大致將近代天津的溝渠排水系統劃分為人力運送、溝渠河槽網絡、固定排水地點和溝泥回收四個部分。

 

　　人力運輸污水是近代城市排水不可忽視的部分。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居住人口持續增加并向原本缺乏排水溝渠或低洼地區的擴展，直接導致每日傾倒污水的路程增加，倒水逐漸成為一項耗費時間和精力的勞動。因此，居民除自行傾倒污水外，有余資者還會雇人幫助傾倒污水，而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被統稱為穢水夫。穢水夫的工作有時由水夫兼任，他們在送水時順便將居民積攢的污水運走。隨著污水排水需求上升，也出現了專門的穢水夫。據1936年天津市公安局的統計顯示，當時天津各區已有穢水夫591名。穢水夫的運水工具有的是簡單的穢水桶，靠肩挑手拎或者騾馬運輸完成傾倒；有的用穢水車運送，但敞開式的運輸工具常常會將臟水潑灑到路上，造成環境污染。

 

　　近代城市里的穢水行業因關乎居民基本生活而迅速發展，穢水從業者逐漸結成團體，影響不斷擴大。1931年當商人步嘯埜等人欲出資14萬創辦清潔合作社包運全市穢水和灰糞時，全市水夫、糞夫因恐此社成立后“數萬人之生計必將斷絕”，不僅通電全國請求援助，還推舉代表至各機關請愿，“誓死反對清潔合作社”，導致此事最終懸置。同樣，1937年天津市民要求與官方合辦清潔合作社的消息，也激起了在津山東籍水夫（包括凈水與穢水夫）8000余人反對，并推舉代表李福林向旅津魯同鄉會請求援助，呈請市府取消此項提議，可見行業之社會影響。由于穢水與糞便不同，不能送往糞廠換取收益，所以穢水夫的收入主要來自雇主的傭金，因之時常出現利益沖突，較為常見的是居民投訴穢水夫為圖收益，只收糞便不倒穢水。此外，也常有穢水夫為圖省事隨意傾倒污水，造成溝渠河道淤塞，而警察局對此也只能敦促，別無他法。由于運送穢水直接關系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無溝區域住戶的排水完全依賴人力運送，這些地區也最易出現因穢水夫消極怠工、漫天要價，居民無法負擔，而暫停排水的問題，造成居民住宅如同豬圈，街道“屎尿滿街，穢氣熏人”。

 

　　穢水倒入溝渠河道，只是完成了污水運輸的第一步，溝渠河網等地表排水渠道才是此時城市排水系統的主干。近代，天津城內的排水渠道發生了明顯改變，尤其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后建立都統衙門，以維護城市衛生名義拆除天津的城墻并填平護城河后，原來連接天津城內外水域的污水通道也遭堵塞，舊城區域的排水問題日益嚴重，新建下水道頻頻成為都統衙門臨時政府會議討論的重點。

 

　　1902年袁世凱接管天津后，為解決天津舊城的排水問題，利用拆除下來的城磚在原南城墻外的護城河故道上砌造了一條東西走向的官溝，使海河右岸的天津城東南城角與南門外的水門連通，從而將城中廢水導入城外西南側的蓄水池（四方坑）。這條磚溝“坡度很緩，既可向海河排水，防汛時又可使雨、污水排入四方坑”。此時，天津舊城內“所有通衢，俱作石路，并將郡城內外溝渠一律疏?！?，尤其是取代城墻的環城馬路和與租界相連的部分路段，還用柏油鋪面，仿效租界筑造新式街道排水設施。

 

　　舊城的污水主要通過排水渠道流向城外西南區域的開闊荒地，然而，隨著丁戊奇荒時大量流民涌入，以及庚子后天津城墻拆除和租界影響的進一步擴大，原有荒地人煙增多、建筑日繁，出現了收容救濟女性和幼童的慈善組織廣仁堂、推廣教育的南開中學校，以及電車公司車廠等建筑設施。到20世紀30年代，天津的城區范圍已向南擴至海光寺一帶。隨著住宅生活區增多，排水需求也更為強烈，并形成了兩個主要排水渠道。其一，是天津城南部的赤龍河。赤龍河原為從天津城南側護城河向南排水的渠道，經菜橋子、楊家大橋和寧家大橋在海光寺一帶與墻子河、衛津河匯合；城濠填塞后，赤龍河水道縮短至以菜橋子為起點，吸納了南市人口密集地區的大量生活污水，因為污水囤積呈現紅褐色而名為赤龍。其二，是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南開蓄水池。南開蓄水池位于赤龍河西側的廣仁堂附近，是1900年比利時商人修建電車公司倉庫時開辟的儲水坑，不僅匯集了周邊居民區的廢水，亦是天津舊城排水系統的終點。蓄水池的南側挖掘了人工河道與墻子河西段連通，但因為位置低下，積水不易自動流出，又在溝口裝設了抽水機，當水池儲滿時開機抽水，將廢水排入墻子河。抽水房的兩個煙囪在水池東南矗立，因而此地也被稱為“雙煙筒”。由于排水不暢，蓄水池經常淤積而呈現紫紅之色，臭氣隨風可飄散到數里之外。至民國末年，此地已成為一個占地130余畝的大臭坑。

 

　　天津舊城東南側城區因租界的建立，帶動了墻子河成為重要的排水渠道。尤其是衛津河至海河的墻子河東段，被不斷擴大的租界區占據而淪為租界的內部河道，隨后成為租界下水道的主要排水渠。租界在該河段的兩端安設水閘，分時啟閉，利用海河潮水清理污穢，并在海光寺一側與華人居住區域分隔。這種水域分割雖然有益租界衛生，卻影響了舊城一帶的積水排放和城南河道的暢通，甚至波及南墻子河區域的農田灌溉水源和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商貿交通，一度引發了中國居民的強烈抗議。

 

　　近代以來，天津城區范圍除向城南擴展外，在海河三岔河口的東北方向也有新發展，并形成了以金鐘河為主的排水道。金鐘河流經的河北新區，是20世紀初采用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設計的新城市中心，周邊居住人口也逐漸增加，但除少數路段鋪設了地下管道，其余均采用磚或土質的明溝排水，河北大經路等主干道路的排水口通向金鐘河。金鐘河開挖于明天順二年（1458），本是一條人工減河，但經歷了上游挖掘新開河和“塞支強干”建閘，以及1919年海河裁彎改直等一系列改造工程后，原有的分流、泄洪功能逐漸淡化，承擔了更多的排水功能。

 

　　赤龍河、南開蓄水池、墻子河和金鐘河等溝渠河道構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廢水外排的主要網絡。這些排水溝渠與城市取水的主要河流（南運河、子牙河）相距甚遠，符合現代城市衛生的清濁隔離要求，同時也提供了一條特殊的城鄉物質交流渠道。尤其是天津舊城南部赤龍河、墻子河、衛津河等水流交匯的海光寺一帶，逐漸成為南部糧食、果蔬、窯磚北上入城，城市糞土南下流向鄉村的重要渠道，與城市東北方向的漕運要道三岔口有相似的交通樞紐作用，故被市民稱為“臭三岔口”，成為近代天津廢水網絡的一大特色。

 

　　為配合這套排水網絡工作，近代天津還出現了固定排水點及與之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城市排水管理的新環節。由于散漫式傾倒污水會破壞整個堤岸且有害城市衛生，因此近代天津在推行衛生環境管理過程中，開始逐漸規范傾倒污水的行為和地點。租界是最早出現固定污水傾倒點的地區，如日租界很早就用固定排水口作為維護堤岸、保護衛生的手段，為此設置了排水口設施“污水棄場”，還在海河沿線建立了專門用于傾倒廢水的棧橋。近代天津市政管理也仿效租界，設立了固定的排水地點，設有專門的穢水碼頭和穢水口，并安裝了穢水簸箕和穢水池等收納污水、保護堤岸的輔助排水的基礎設施。

 

　　穢水簸箕是比較常見的排水設施，因其形狀似簸箕而得名，一般建于河岸邊，開口一側面對河道，是拋棄穢水的一種簡易裝置，有木質和鉛鐵的質地差別。溝岸設置穢水簸箕，一方面可以作為傾倒廢水的定點標志，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污水直接沖下而損傷土質堤岸。不過，從穢水口調查資料看，設置穢水簸箕的堤岸因為長期受固定水流沖擊，也會出現“沖刷溝坡且時日經久，極易坍塌”的問題，進而導致“各處皆成傾倒污水之處”?？梢?，污水簸箕雖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傾倒污水對河堤的傷害，但并不能根本解決水流長期沖擊造成的堤岸侵蝕問題。相對而言，穢水池在保護河堤方面的效果更突出。穢水池的建造結構略為復雜，水池露于地表部分為磚砌正方形水池，因外形似井口也被稱為穢水井或臟水井。穢水池的地基一般深至八尺，且需夯實地基、做好反水，并用水泥做里以防滲水傷害堤岸。水池中間設置下水口，水口有鐵篦過濾大塊污物，底部連接缸管從地下通向河道，對堤岸起到保護的作用。

 

　　此外，天津城中也出現了一些非官方的排水地溝，以及隨著城市發展而被迫成為排水點的公用設施。從生活區通向主要溝渠的地溝也成為重要的污水傾倒點。如賈家大橋后的流水溝，因附近居民相約成習地向此處傾倒廢水，導致這里污水“遍地皆是，日久蒸騰，惡臭難聞”。而近代城市的公廁因兼具泄水功能，也被附近居民和穢水夫用于傾倒廢水。這些公廁大多位于河流或溝渠兩側，且尿池不設存儲器具，可以直接通向自然水體。不過，因為居民和穢水夫隨意傾倒污水，也不時引起衛生問題。如1940年寧家大橋旁的廁所，便因“廁所門前污水溝每日水夫傾倒任意溢流”，造成惡劣環境污染而受到處罰；北大關東側的公廁因尿池安裝下滲管，也被周邊居民默認為排水口，導致廁所“終日流溢，遍坡污穢”。這些約定俗成的排水地點雖然衛生堪憂，但也起到了限定地點、便于衛生管理的作用。

 

　　城市廢水通過固定地點進入溝渠水網遠非排水系統的重點，清理容易堵塞的溝渠并運走溝泥，才是城市排水系統中最隱蔽而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近代城市生活廢水中含有大量固態物質，在坡度平緩地段和排水口附近容易淤積，尤其是這些雜質經過河水的長時間浸泡，腐化為黏稠泥漿后，更加難以憑借自然之力清除，因此定期由人力清理淤泥是維持市政衛生的一項重要工作。淤泥清運較為煩瑣，天津英租界曾采用元寶車運輸租界內溝渠和化糞井中的淤泥；1945年后，天津市政部門以人力手推車上置50加侖大小的汽油桶運送清理溝渠中的河泥；1946年疏浚墻子河時清掏了大量淤泥，一度使用輕便鐵道運輸，鐵路由墻子河北面的馬路延伸至海光寺東側的水塘，為了防止鐵路線上發生交通事故，衛生工程處還請求警察局予以交通協助。

 

　　從河渠中清理出的一部分淤泥被用于吹墊城市土地。所謂吹墊土地，是“圍埝筑池”填平洼地的一種方法，操作者先在一個劃定區域外筑造土埝，高度要超出規劃要求的地平面，中間形成池狀，然后向池內注入河泥，待淤泥在池內沉淀，水分完全蒸發后即算完工。租界早期填平抬高地面就使用了吹墊方法，“填墊的泥土高低不一，將洼地墊高有10到20英尺不等”，之后在填平的土地上進行施工建設。租界經常用河泥平墊土地，因此對于吹墊活動的管理也相對精細。如英租界在傳染病流行時段禁止開展取土平墊工程，以防因臟土造成的疾病傳播；同時，為保護租界內工程使用的淤泥不輕易流出，還出臺嚴禁挪用租界內泥土填補外區坑洼的規定。天津城其他地區也有用河泥吹墊地面的情況。如1946年天津市在疏浚墻子河、赤龍河時挖出不少淤泥，當時恰逢南開大學復校建設，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為索取淤泥事項專門致信天津市政府衛生工程處，說明“校內坑地頗多，必須墊平方能建筑”，請求使用河泥吹墊八里臺校址。

 

　　另一部分河泥則被清掏制作為肥料，運往天津城周邊鄉村的農田。廢水雖具有肥料價值，但養分稀薄且運輸困難，所以直接回收廢水者很少，以至于很多以販賣糞穢為生的公廁并不設置尿池，尿液或被直接傾入河溝，或從滲坑排入地下。然而，廢水在溝渠中沉淀而成的淤泥卻有所不同，溝泥中含有地面徑流沖刷土壤表層帶來的細小土粒和有機物，也有水生動植物的遺體和排泄物腐爛分解后的物質，加上廢水中的有機質，頗具肥力又接近固態而適于運輸，因此深受城市糞業關注，還出現了專事穢水溝泥清運的行業。

 

　　包運穢水溝泥者一般會承包有穢水簸箕或固定排水點的河段，并向政府分年度繳款。他們將清理出的溝泥裝船運往天津周邊的鄉村，賣與農民作為肥料使用。不過，溝泥包運業也存在很大風險，天災人禍都會嚴重影響從業者的收入。如1938年包運船戶左金堂，因戰爭爆發導致收入驟跌，“去年津變……交通梗阻不能起運，損失已屬奇重，本年雖能起運，四鄉農民流散耕種無人，穢土無人購買，貽累更為難堪”，而呈請暫緩繳納包運年租。因肥料存于水中，受水文變化的影響也較大，河凍時不能外運，城市遭遇大水時還會出現“一切穢物淹沒沖洗無遺”的情況。此外，因穢水口修繕建設不再產出穢水，也出現了包運商退費現象。如1942年沿河穢水溝口修理后，水口不再產生淤泥，市政府只能退回包運溝泥船戶宋起祥已經繳付的款項。

 

　　除天津城內的穢水包運業外，還有零散糞料商人或農場主從外鄉入城收購溝泥。尤其是在肥料稀缺時節，城市穢水會被直接收取用以肥沃農田。如20世紀20年代，軍糧城附近的開源墾殖股份有限公司便與天津市警察廳達成協議，收取城市的穢水尿溺至農場做肥料。由于穢水不便運輸，農場經過一番討論，確定“裝穢土而代運尿糞”的方法：開源墾殖股份有限公司出資在河岸的選定地點安裝傾倒穢水的跳板，由警察組織居民于統一時間向該司停泊在此處的運穢船傾倒穢水。運穢船先裝載七成穢土，然后停泊在安裝了穢水跳板下的河岸，接納穢水至滿載，如此往復運輸。收集起來的穢水、穢土被運往天津城南的農業區，警察廳則以固液合計的總重計價收費。1924年，第一農場亦因“人糞大宗購運不易”，以每方穢水淤泥2元1角5分的價格雇用5條運煤空船承載穢土入城吸收穢水便溺，帶回50方穢水淤泥用作肥田。

 

　　商人們不遺余力收集肥料的行為也常見于當時的檔案記載。1942年，肥料商人吳學詩運送肥料南下途中，發現河道淤淺，特向天津市府呈告，請求“照章繳費給照挖運”；商人孟慶臣也自陳以船運糞料往南鄉為業，申請繳費，清挖赤龍河淤泥。1946年，商人何鳳來亦因春耕“田地需待肥料甚殷”，申請自行挖掘赤龍河淤泥。這些請求雖均被拒絕，但也反映出河泥的肥料價值。而天津市府并不急于出售河泥的態度，亦表明存在更多潛在的競爭者參與污泥競買。即便政府測量后再招工挖運，污泥仍可待價而沽。而從商人的銷售渠道看，淤泥作為肥料的主要流向，是海河下游與城市南郊的農田。

 

　　中國傳統城市一直與鄉村保持著密切的物質交換關系，這種關系曾經在維持城市衛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加里奧特·佩雷拉在中國福州一帶旅行時便記錄道，因為當地的糞值錢，“男子們在街上揀糞，如果對方愿意，就用蔬菜或柴作交換購糞”。他認為這是保持衛生的好習慣，讓中國“城市極其干凈，因為沒有這些臟東西”?！镀咸蜒廊嗽谌A見聞錄》的校注者魯伊·洛雷羅認為，正是因為當時歐洲各大城市的馬路非常骯臟，所以佩雷拉才極力盛贊中國城市的道路和清潔程度。盡管幾個世紀之后，經歷了大瘟疫和衛生革命的歐洲人對同樣的行為卻發表了截然相反的評價，甚至質疑中國人是否具有得體的衛生習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現代化來臨之前中國城市存在一套排出污物并重新利用的城鄉物質循環系統。

 

　　近代化過程中，天津城市迅速擴大，居民數量從清末的30余萬上升到20世紀40年代的超過176萬，且人口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城區擴大和外來移民的遷入。研究顯示，民國期間天津城區不斷向外擴展，周邊農村土地不斷被劃入城區范圍，大量村落荒野被轉化為城市街區，至新中國建國前已有69個村莊被劃入市區，1934—1948年間凈遷入天津的人口總數為643907口。在這一階段，天津城的溝渠排水系統雖因城市的發展需求而出現轉變，但依然起到連接城市與外界自然的物質交換作用?？傮w看，一方面，天津城原有的排水形式發生了劇烈轉變，新開發的天津城南和城東北區域出現了新的排水干流，而租界區域則因為引進下水管道，發展出局域排污網絡。新的排水系統覆蓋了更大的城區范圍，產出廢水的中心也不再局限于舊城一帶，而是擴展到整個租界和舊城東北、南部及西南部的人口密集區。與此同時，穢水運輸業也迅猛發展，成為部分區域重要的服務行業。另一方面，擴大的近代溝渠排水系統依然維持著城市與鄉村間的緊密聯系。廢水進入溝渠河網后形成的淤泥，經過穢水包運業和糞業的收集成為肥料，由城市輸送到鄉村，為田地提供養料；而從城鄉水路交通樞紐“臭三岔口”運入城市的窯磚、糧食、蔬果等產品，則代表了鄉村向城市的物質輸入，兩者間形成了城鄉新陳代謝關系。在這一生態過程中，天津城作為仰賴外界環境營養支持的“寄生物”，對其“宿主”有所回饋，也維持了自身的發展。奧德姆認為建造環境是生物圈的寄生物，而“只有宿主保持良好狀態，寄生物才能繁榮發展”。

 

 

　　管道式排水系統是在地下埋設管道，排出城市廢水的一種方式。近代管道鋪設技術隨著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傳遍全球，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源自西方的新鮮事物。但事實上，全球范圍的很多古老文明都曾出現過采用地下管道排水的形式。以中國為例，考古證據顯示，在距今3000余年前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商城宮殿中，便出現了木結構的排水暗渠以及“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溝和陶排水管組成的地下排水設施”，只是因為這些排水設施耗費較高、使用范圍偏小而沒有普及。相對而言，現代管道排水系統利用水文、地質學和水力學原理解決城市的排水和運水問題，且作為土木工程的一個分支，通過與城市規劃結合拓展下水管道的應用范圍，從而得以更廣泛地影響城市生活。管道式排水系統能夠將廢水與人居環境隔離，進而維持環境衛生、減少疾病傳播，因此也是重要的衛生工程，在19世紀歐洲國家應對惡性傳染病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后，也逐漸成為城市現代化的一種標志。

 

　　城市的發展不僅需要滿足各種能源物資的充足供應，也需要更快捷地將對城市環境有害的廢物排出。埋設排水管道，不僅可以讓廢水遠離人居環境，還能通過控制地下排水管道的傾斜程度和管徑大小，克服原有地形限制，調整污水的流向和流速。就天津而言，管道式排水系統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地勢低洼造成的存水和淤積問題，而且可以適應不斷上升的人口壓力，因此一經出現，便很快發展起來。近代天津的排水管道主要分布于租界區、河北新區和部分舊城區，有的是由市政鋪設，有的則由居民私設，同時還出現了化糞井等污物處理設施。

 

　　市政主持鋪設的下水管道大部分是天津城的排水干管，承擔了最重要的排水功能。天津的近代市政下水道建設最早出現于租界區，并形成了早期城市下水道網絡，其中以英租界下水管網建設最為典型。英租界在初建階段便完成了馬路兩側街溝的鋪設，方便雨水排入海河。隨后，在區域規劃和住宅建設中逐漸增加了排水設施建設要求。如1918年頒布的《駐津英國工部局所轄區域章程》，就嚴格規范了區內建筑物的排水設施建筑要求，對無“適當之廁所、便所及排瀉污水設備，暨其他衛生布置”的建筑將停發建筑準單，不予批準建筑。1922年，英租界施行了強制發展衛生設施計劃，在區內所有主要道路的地下都鋪設了排泄雨水與污水的下水道干管。英租界還規定，市政排水管道路面排水部分只能排泄地表水（雨水、雪水等），絕不可以排泄泔水、洗浴用水、糞水以及其他有害液體，若被發現未經允許亂用市政路面排水溝渠傾倒污水之現象，將被處以罰款。

 

　　英租界擴展區的下水道建設中，吸取了不少老租界區的經驗和教訓。為了促進排水通暢，工部局從海光寺最遠端開始，鋪設了一條逐漸加粗的排水干管，直徑從12英寸，逐漸增加到18英寸、27英寸，到墻子河的排水出口處時直徑達到6英尺，大大降低了排水難度。這些下水道設施收納了租界區內化糞池臟水、水溝廢水以及雨水等，一同排入墻子河。良好的排水設施提升了居住質量，英租界1903年劃定的擴展區域（即英租界墻外推廣界）地價在1913—1923年的十年間翻了十倍，從原來的1畝300兩上升到1畝3000兩。尤其是1922年強制住戶建造化糞池并將化糞池與下水道水管連接后，糞污也可以沖入下水道注入海河，更是免去了糞車在街面行走的衛生弊端。由此，墻子河外的英租界墻外推廣界甚至成了華北最適宜居住的住宅區之一。英租界的街溝多為圓形或橢圓形的混凝土溝管，排水重點區域使用的下水管則為高1.6英尺、寬1英尺的橢圓形溝管，1923—1938年界內修筑溝管總長達89243英尺（16.9英里）。據租界收回后的統計顯示，區內形成了以墻子河為界的南北兩片下水道系統。北部租界區的下水道實行雨水、污水分流方式排水，南部的推廣界則采用合流制排水系統，但所有下水道的排水出口均設置在墻子河兩側，其中南側有出水口10個，北側有出水口7個。這套下水系統在搭配化糞井設備后，污物流動性更強，雖仍須定期清理，但在改善城市環境方面效果顯著。

 

　　法租界作為天津最早的兩個租界區之一，其鋪設下水道的時間較早而且設計也最為完善。天津法租界的下水管網被認為是一套“分布廣泛的排放洪水與污水的排水管系統”，能夠讓洪水和污水迅速從河壩流入海河。從租界邊緣的墻子河一直鋪到河壩的排水管，采用了管徑逐漸加大的卵形下水管，在海河出口處的管徑可增加到6英尺。橢圓形下水溝管減少了橫截面面積，能夠在任何流量狀態下保證較大的流速，只是造價偏高，所以一般管道鋪設會選用流速和制作費用折中的圓形管道，由此可見法租界對下水設施的建設經費投入很大。由于天津法租界下水系統未設化糞池，污水從住宅直接進入下水管道，為了防止下水管道淤塞而增加了管網設計，利用閘門啟閉引入海河潮水清洗管道。天津法租界的下水管道設計與天津舊城護城河借海河潮水滌蕩穢水的原理相似，在潮水上漲時打開進水閘增加管道充刷水量以清潔內壁，再于“落潮時啟閘”，讓污物“自行泄入海河”。天津法租界的下水管道，除十號路溝渠單獨泄入海河外，其余均從八號路、三十二號路、二十六號路、三號路及五號路的干溝分別流入墻子河。為防止污水反流，入河的出水口都設置了閘門，河水位高則閉閘，改由溝口抽水房將水抽入墻子河，由此控制污水流向，避免反流造成污染。這種控制水流的方法也使法租界成為天津城內管道淤塞程度最低的區域之一。

 

　　日租界于1895年《馬關條約》后設立，與英法等租界相比劃定時間較晚，地理位置不佳，是租界中坑洼較多的區域，尤為重視排水問題。天津日租界自建之初便著手鋪設下水管道，采用混凝土材質水管，小管截面為圓形，大管出于節約經費原因選擇了截面高大于寬的方形管道，較早便形成了現代混凝土下水網絡。同時，在地勢較低、排水不易的坑洼區域，利用水泵幫助排水?？傮w看，日租界旭街以東地區，下水道管徑較小，所有溝道匯集于橋立街后注入海河，并在溝口配備抽水房，于海河漲潮或大雨期間幫助宣泄積水；旭街以西地區，在松島橋至宮島橋之間的墻子河河道設置3個出水口，并在住吉街建造抽水房，于墻子河漲潮及雨期協助排水。墻子河以西的日租界拓展區人口較少，管道鋪設時間晚且下水道管徑較大，2個出水口均設在墻子河河道，因出水口高于墻子河，便于廢水利用高差流入河道，所以沒有設置輔助泄水的抽水房。日租界的排水管網建設主要模仿了英法租界，其中效仿法租界的部分是將主干管道埋設在東西向的道路下，支干管埋設在南北向的路下，出水口連接到海河；仿照英租界的部分是在界內強制建設化糞池，不允許污水直排入下水道，以防管道淤塞。

 

　　俄租界由于受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在建設方面發展緩慢，存續期內只開發了劃定范圍的一部分，但也進行了綜合下水道規劃設計。據雷穆森1924年的記載，此時俄租界內已經修筑了6000多米長的新式混凝土下水管道，且下水系統與道路的排水溝相連，配備了化糞池可以排泄污水和洪水，居民不能自行處理污水。俄租界基本以一條貫穿南北的道路烏拉路（Ural Road）作為分界線，劃分為已開發區域與未開發區域兩部分，其中已開發區域的排水主干管經過烏拉路排入海河，但未開發區域的排水方向略有爭議。除主張讓排水管連入總下水道，將污水導入海河的方案外，亦有主張通過調整地面坡度，使廢水轉向流入俄租界東南角的蓄水池，再從蓄水池抽入排水管道最終回流入海河的提議。

 

　　其他租界區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建設了不太完善的下水道設施。其中意租界因經費短缺，僅建設了合流制的排水系統，采用混凝土材質圓形或卵圓形溝管，污水均進入海河，部分地勢低洼處由抽水房協助排水，路旁胡同內雖建有化糞池，但不如英租界完善。德租界存在時間雖短，但亦仿效英租界建設了相對完整的下水道，威爾遜街、大沽路、蘇州路、武昌路、無錫路、浙江路、寧波路、杭州路及管理局街等9條道路采用了雨水、污水分流設施，其余區域則為雨水明溝。德租界內的雨水通過明渠導入海河，污水則通過下水管注入墻子河，所用管材為橢圓形及長方形的混凝土管道。

 

　　相對而言，奧、比兩個租界的市政完成情況則不盡人意，幾乎沒有興建下水道設施。奧租界自1902年設立至1919年收回，存續時間較短，劃定范圍也較小，租界收回時除奧領事館外并無新建樓房，軍事、辦公均占用民房。因基礎設施不良，奧租界交還時租界內仍有大量水坑，僅于南部修筑了幾條馬路。因排水管道少且下水與其他租界不通，奧租界主要采用沿海河岸設置穢水傾倒點，并規定傾倒時間的方法進行管理，居民區多未設化糞井，廢水均排入海河。

 

　　比利時租界所在的大直沽一帶相對偏僻，人煙稀少。比利時政府委托華比銀行代為經營此處，但至1927年比利時提出將租界交還中國政府時，華比銀行不僅沒能獲利，還有鋪路、筑碼頭等基礎建設產生的9萬余兩貸款本息未能償還。因投入較少，比租界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相應薄弱。據交接前的新聞調查顯示，當時比租界為“一片荒原，殘雪猶存，屋宇稀少，零星散布”之狀，除大直沽附近有村落，租界東有居民，余地“僅能于成行之樹木間，覓得一二平整完好無名土路而已”，下水建設更付闕如。

 

　　天津的下水溝渠種類較多，據《天津市溝渠系統圖》顯示，20世紀40年代天津城市中有磚幫石蓋溝、洋灰混凝土溝、缸管溝、磚碹溝、磚明溝、土明溝等六種排水溝管。其中造價較高的洋灰混凝土溝管主要集中在租界區，缸管溝大多建設于租界之間的邊界上，而磚溝、磚幫石蓋溝、磚碹溝和土溝等相對簡易的下水溝渠也隨著租界外的市政建設發展，出現在天津舊城區和河北新區。1902年袁世凱接管天津后，在天津舊城修建的排水官溝中便融入了不少現代工程設計方法。此外，袁氏還仿效都統衙門成立了工程總局，聘用德國工程師巴希，推進改善道路的明暗溝渠的市政工程，從鼓樓出發，在南門大街東側和東門大街北側鋪設連通舊城外的磚幫石蓋溝暗溝，并在圍城馬路、城市東北和城內西南側的主要街道下埋設了排水暗溝。舊城附近的部分街道如東興街、慎益街、榮業大街的溝渠通入赤龍河，其他區域的廢水則經官溝導入南開蓄水池，再經雙煙囪泵站排入墻子河，排水不暢處還設置了抽水房來控制污水流向。南市一帶采用合流制排水設施，北部八街的廢水由菜橋子、南部八街廢水由楊家大橋注入赤龍河。河北一帶只有大經路、月緯路干道下埋設了混凝土管道，兩者間的其他街道均為磚碹溝或明溝；而位于本區南部的河北新大路及與之交錯的各緯路也僅有明溝和洋灰蓋暗溝。大經路干道污水流入金鐘河，其余街區的污水注入新開河或西窯洼蓄水池。天津城北舊河北大街附近的溝管多為磚幫石蓋溝、磚碹溝或缸管溝等暗溝。天津舊城西北方的西頭一帶，排水多以土明溝或磚幫石蓋暗溝為主，其中除梁家嘴土明溝泄水入南運河外，其余明暗溝渠廢水均由東官廠溝口注入南開蓄水池。在租界陸續收回后，天津市政府也對其界內的排水系統進行了維修、清理，并多次開展下水道整理工程，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在舊俄租界未開發區域內建設的分流制排水系統等工程，使下水系統在租界原有管道基礎上有所發展，不過只有部分完成排水改造的區域采用了下水管道，一些區域僅鋪設了缸管或磚幫明溝，所以效果并不明顯?？傮w看，租界外的居住區仍然延續著傳統的溝渠河道排水方式，只有少數繁華街巷或是積水問題嚴重、居民呼聲較大的地點鋪設了混凝土排水管，但因化糞井缺失而常常淤塞。

 

　　與政府主導的管道鋪設相比，市民自主接修的排水管道，更能夠表現出下水管道在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尤其在近代城市工程發展遲滯的區域，居民出資修建的管道延伸了排水干管長度，擴大了下水道的作用。日租界便曾通過鼓勵居民自建下水道推進了全區下水網絡的建設，規定公設下水道附近土地所有者和租借者“有速開設暗溝（即下水道）之義務”。至1922年底，“鋪設私人下水道的數量達到772戶”；1923年“新申請的使用者增加了117戶，總數達889戶”；1928年有室內下水道設施的住戶達3289戶，沒有下水道設施的住戶僅余865戶。隨著居民自建申請的增多，為了規范下水道建設，租界還對自接排水管設置了相關規定，如法租界便要求“繪制下水道之平面及剖面構造圖，且須標明尺寸”，還要提交申請和圖樣。

 

　　華界的居民自建下水道工程則完全出于自愿，有的是繁華區域的商鋪推動，有的是廢水淤積嚴重地區的居民強烈呼吁，經社區協商后統一籌資興建覆蓋全區的排水網絡。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南市一帶的商業和居民區。此區域地處舊城南側與租界相接處，人煙稠密，為舊城附近最繁華地段，其溝管鋪設和維護工作即由商鋪和居民的呼吁、推動得以實現。而小西關一帶則因臭水溝失修、污水橫溢，導致生活困難、交通受阻，周邊十余家商鋪和工廠聯合呈告天津市衛生工程處，請求修理，也因此獲批。此外，原為南運河河道的梁家嘴地區地勢低洼，溝渠存留大量穢水，每遇雨季排水堵塞更為嚴重，幾乎淪為澤國，而政府經費不足，遲遲不能解決排水問題，該處部分商鋪便自籌材料，修復溝渠。

 

　　更常見的自設下水道行為，是居民將自家的排水設施與排水干渠相連接。不過，接設私人排水管至市政下水干管需要向市政相關部門提出申請，經審批通過后還要繳納設計和建設費用方可實施。天津特別公署1944年頒布《天津特別市市民接修泄水溝管暫行規則》，要求接修溝管的市民先提出申請，繪制形勢略圖，經政府派專員考察核準后，才能按照核準圖樣實施，且接入市政管道的部分“由呈請者購備材料，由本府工務局派工代為接修”。即便如此，仍然不乏申請者。申請人有的是因為所在地區積水過多影響生活，要求將院內下水設施與街道下水道連接；有的是因原有陰溝堵塞破壞，要求另筑可連接干管的新管；還有人申請將原有排水細管改裝為粗管，提高排水效率。此外，一些商鋪、工廠和學校為了保證衛生和生產、教學活動也提出下水道接修要求。其中排水量較大的商鋪，接修下水道的需求更為強烈，如新福會理發所因從事理發業，每日排水較多，希望將原用水溝改為地溝連入街道下水干管；恒合酒店亦因經營需要，申請自行接修地溝至官溝。更有私自破壞干溝傾倒穢水的情況，而市政工程處只能通過添設公用穢水井緩解排水壓力。市民申請接修的下水溝管，增補了下水干管網絡，也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近代天津城市排水形式的轉變。

 

　　化糞井是現代下水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污物的利用。下水管道中收納的污水不僅有生活廢水，還有沖水馬桶中的糞污，兩種污物混合后容易造成溝管堵塞，而化糞井的設置可以利用沉淀、發酵和厭氧細菌分解來去除污水中的懸浮有機固體和有害物質，避免污物直接進入干管造成堵塞。有的化糞井還內設了二層槽，能夠直接通過腐敗和氧化作用將污物轉化為氣體和可以進入排水管道的澄清液，底部僅留存少量安定化的污泥?？傮w上，與溝渠排水系統不同，管道連接的化糞井雖然減少了每日運送糞便的麻煩，但仍需要定期清理化糞井中存積的污物。這些污物的處理方式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

 

　　天津租界區化糞井中的污物被清理后會運至郊區拋棄。如天津英租界因下水設備較為普及，管理也相對成熟。1936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條例便要求業主或房屋占用人負責按時清掏臟水井，也可申請工部局“代為執行此項清掏手續，其費用由業主或占用人償付”。掏挖出來的淤泥用儲糞車運到張莊大橋和第二十二號路的兩處儲糞廠，之后定期運至郊外拋棄；有時也會暫存在各大抽水房。

 

　　1945年天津租界被收回后，租界化糞井中的淤泥因其肥料價值而被糞商競相購買?；S井中的糞泥是經過厭氧消化的淤泥和排泄物，其中的有機物已經降解為無機物且含水率較低，適合作為農家肥。天津市政府接收租界化糞井及干渠檢查井后，有時因清運車輛不足而造成污物累積。為及時處理這些污物，市政府將糞泥標賣出售給天津的糞商。1946年，第九區舊意租界存糞處的糞便標賣出清，結果糞商謝西鴻以最高單價400元每車的價格中標，并當場繳清全款，運走糞泥。謝西鴻的糞車容量為1.7立方米，共運送了11車次，可知他一次性購買了體積約18.7立方米、總價達4400元的糞泥。舊英租界兩個儲糞廠在存滿后也以招標形式處理污物，最終是糞商邢潤亭中標，他花費2萬元拉走了張莊大橋和第二十二號路兩座糞廠存儲的共計80立方米的糞泥。

 

　　盡管化糞井中的淤泥通過糞商回收可以轉化為肥料，但近代城市的下水設施極大地減少了人與廢水的接觸，在踐行衛生標準的同時也讓更多廢水直接進入河道，削弱了傳統排水系統中廢水在城市和農田中被再次利用的可能。城市的各種生活廢水從下水道直接進入管網，繼而排入居住區下游的自然水域，雖然凈化了城市的居住環境、減少了人力運輸廢水工作，卻也同時切斷了原有的廢水回收渠道。這種情況在下水道改造顯著的區域表現最為明顯。如1947年日租界糞業包商李芝青兩次向天津市警察局，請求減免費用或者辭去對舊日租界糞污的承包工作，原因就是“界內住戶廁所多改用水洗式，因之糞便代價不敷開銷”。李芝青的糞業清潔所雇有50名糞夫，所有工資、食宿開銷都以界內所出之糞便銷售為來源，隨著可收糞量下降，加之生活費用飆升，虧累甚巨。據李芝青稱，將糞夫裁減至20人，仍不贏利，以致“平均月虧60余萬元”，“不得已乃典賣田園以堵漏洞，長此則勢將斷炊”。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城市某些區域的下水道系統實現水沖后糞量減少之程度，而同樣處于現代化變革前沿的上海也出現了下水道系統建設削弱傳統糞業的情況。

 

　　近代從西方擴展到全球的下水道系統被認為可以溯源至古羅馬時期，然而，兩千多年前的馬克西姆大下水道（the Cloaca Maxima）和一系列城市公用設施雖然在外觀上與現代相似，建設目標和影響卻與后者大相徑庭。研究顯示，古羅馬的下水道是因文化與政治的需求而非衛生目的出現，它的建設也并未影響城市污穢的出現、收集和再利用。相對而言，現代排水設施則服務于快速發展的工業、密集居住的人口以及日漸龐大的城市，因此更決絕地對待城市污物。此時的城市從維護衛生角度出發，強化了下水道系統的隔離功能，實現了以公墓分隔生死，用下水道分隔潔污的目標。然而，這種革新不僅改變了城市景觀和居住環境，也在不經意間開始影響城市與外界自然的物質交流，逐漸“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引發了馬克思所說的新陳代謝斷裂問題。

 

 

　　1835年，托克維爾（Alexist De Tocqueville）在考察了英國最早的工業化城市曼徹斯特后評論道：“人類工業的巨大洪流從污穢的下水道中流出，肥沃了整個世界；骯臟的下水道中流動的是純正的黃金。在這里，人類達到了發展和野蠻的最高成就；在這里，文明創造了奇跡，但文明人也幾乎變回了野蠻人”，形象地展現出作為人類工業技術發展成績代表的城市下水道系統“文明”與“野蠻”的兩張面孔。

 

　　近代轉型期的天津排水系統發展狀況，同樣展現了城市現代化過程對中國的都市景觀、人口和居住環境，以及城鄉物質交流等方面帶來的多重影響。長久以來，管道式排水系統因為顯著地改善了城市衛生狀況，且在經濟社會生活等不同領域推動近代化進程而廣受世人關注。然而，在帶來光鮮進步的同時，其更為隱蔽而深遠的影響則發生在城市內外的生態關系改變上。

 

　　下水系統的變化首先改變了城市內部生態。傳統溝渠排水系統在城市發展需求的刺激下不斷擴展和轉化，洼淀池沼的存水被排出后得以利用，之前聚集在河流兩岸臺地和城墻包圍區域的人口慢慢向配備了排水設施、地平面抬高的舊有荒地分散，城市承載的總人口數量大幅提升，產生的生活廢水也直線上升，但洼淀、水溝和天然池沼等可以容納降解廢水的自然水域卻日漸稀少?？梢?，排水的現代化進程打亂了原有的區域人口與環境平衡狀態和舊有污物處理模式，增加了城區內的廢水處理壓力，因此造成城市內部的生態壓力變化。

 

　　近代排水系統也對城市與其外部環境的生態聯系產生了影響。下水道悄然改變著原有的城鄉物質交換模式，讓越來越多的城市廢水通過管道進入自然水體，但可以被轉化為肥料的部分卻開始減少，溝泥包運和穢水回收等維持城鄉經濟循環的行業受到波及，城市廢棄物向鄉村流動的渠道也因此縮減。與此同時，在肥料匱乏的鄉村，近代人造化肥的推廣和使用進一步削弱了傳統中國城市與周邊環境的物質交流，形成了本地肥料流失和外來工業替代品涌入的新形態。這些變化也意味著更為深刻的區域生態轉變和影響延續至今的環境問題。由此可見，排水系統的變化尤其是下水管道系統的出現，對近代中國城市內部環境變化以及與外部的物質交流產生了明顯影響。這種因人類活動和技術發展帶來的城市生態變化尤為值得關注，其經驗教訓仍可為今日相關工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