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是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專業學術機構，研究范圍包括晚清史和中華民國史。早在1956年，近代史研究所就組織全國科研單位合作，系統開展中共黨史研究，陸續撰寫出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本）。這套書將革命史研究拓展至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了黨史研究的領域。
最近十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的大力支持下，近代史研究所有計劃、大規模地征集散落在海外的近代中國珍稀文獻，總量一千余萬頁，其中有數百萬頁涉及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各發展階段的珍貴紅色文獻?，F結合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紅色檔案的情況，談談筆者的一些思考，希望進一步推動黨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一、俄羅斯各級檔案館藏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檔案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受近代中國長年戰亂影響，加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后始終處于秘密狀態，大量中共早期文獻沒能完整保留。早在1923年陳獨秀即向共產國際報告過，中共“一大”原始文獻已全部遺失。而中共成立后即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因此蘇俄檔案機構保存了大量早期中共革命的紅色檔案，如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綱領》等；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早期各類工作總結，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討論中國工人運動、青年運動的相關決議，赤色職工國際中國代表鄧中夏的大量發言記錄等。近年來，近代史研究所針對上述文獻，陸續復制了20余萬頁紅色檔案，主要包括兩大類。
第一類是各級中共組織機構發展歷程的文獻，包括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共青團等重要機構及其工作往來的大量原始檔案。其中相對完整的文獻有：共青團中央第一至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中文底稿、大會選票等原始檔案一千余頁；羅亦農、彭述之等1921年底成立中共旅俄支部的檔案；涉及中共六大的原始文獻一千余頁，例如“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前夕，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李立三等中共領袖與斯大林的會談記錄，“六大”會議期間制定的“大會會場規則”，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領袖的工作報告，中組部編制的中共黨員人數和成分統計表等原始文獻。
第二類文獻是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保存的中共領袖個人檔案，涉及陳獨秀、李大釗、羅亦農、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趙世炎、陳潭秋、王明、楊尚昆、毛澤民、沈澤民、瞿秋白、楊之華等數百位中共領袖。每人檔案中大致包括個人簡歷、自傳、調查統計表、黨費繳納表、照片等。例如吳玉章檔案中就有其親筆撰寫的兩份自傳和履歷書、護照原件、個人照片(圖1、2)；張聞天檔案中有他親筆撰寫的90余頁反省筆記；陸軍大學（伏龍芝軍事學院）檔案中有左權、劉伯承的學習情況和畢業分配方案等。
圖1 吳玉章護照原件
圖2 吳玉章所撰履歷書
2021年慶祝建黨百年期間，中央電視臺“國家記憶”欄目組曾在網上公開一份陳喬年烈士填寫的“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黨員調查表”（原表共4頁，近代史研究所僅提供了2頁），引發全社會的高度關注，不到一周時間該圖表點擊量即高達4億多次。
二、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陳誠、胡宗南檔案與蔣介石日記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智庫，其研究重心是20世紀的革命、戰爭與和平。為此，胡佛研究所特別注重收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近代中國重大政治事件的檔案文獻。其中，胡佛研究所收藏有一套陳誠檔案資料的微縮膠卷。早在1934年，陳誠參加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時，曾命令手下認真搜繳蘇區保存的各類文獻資料，哪怕是只字片言，都要求全部上繳。此后，陳誠以這批資料為基礎，建立“石叟資料室”（陳誠號石叟），繼續收集紅軍、根據地的各類情報。1949年陳誠隨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將這批資料編入自己的個人全宗檔案，命名為“石叟文庫”。經雙方合作，近代史研究所已全部完成數字化轉換，總量 1500 余種，包括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軍隊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等領域的各類指示、行政工作報告、軍事戰役報告、經濟建設計劃等。這些檔案的形態主要以油印為主，也有部分鉛印出版品、布告、宣傳單，形態各異，是研究土地革命時期蘇區根據地發展的重要資料。如《中央蘇區政府修路計劃》《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中央蘇區土地稅收據、存根》《統一蘇維埃輔幣公告》《階級成分調查表》《選民通知書》等（圖3）。陳誠檔案中還有根據地政權針對不同人群特點編輯出版的教科書，如中央教育部編《成人讀本》《士兵讀本》，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文化部發行的《共產兒童讀本》等。特別令筆者感動的是一冊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編印的《各種赤色體育規則》，詳細介紹了諸如足球、排球、籃球的場地設置和比賽規則等，并配有圖例說明。我們很難想象在20世紀落后的贛南閩西貧困山區，中國共產黨人就通過現代體育運動規則來訓練、動員青少年參加集體運動，培養集體主義精神。它不僅可以通過這一方式完成革命動員，更是一種在近代中國鄉村進行現代化教育的有益嘗試。
圖3《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封面
長期以來，學界圍繞“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展開過非常熱烈的討論。經過深入討論，人們不再簡單將兩種研究范式對立起來，而是普遍主張超越兩個范式之爭，更加認同革命和現代化都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兩者不僅不會相互排斥，反而會相互促進。中共領導的蘇區革命和根據地政權建設，就充分呈現了這一場景。而以往由于相關檔案文獻太過零散，很少有學者關注根據地的現代化建設這一主題。陳誠檔案為我們豐富這一認識，提供了難得的史料基礎。
胡佛研究所還收藏有一大批陜甘寧邊區文獻。這是1947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后，胡宗南閃擊延安時收繳的。1948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中文部主任芮瑪麗(Mary Clalaugh Wright，美國著名漢學家，專攻中國近代史，是費正清教授的得意門生)在上海灘機緣巧合，購得這批資料。這套文獻雖沒有中共組織的核心檔案，但包括大量延安時代的非公開出版物、印刷品、各級黨政部門進行的土地登記等各類社會調查報告，極大豐富了我們對抗戰根據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政權建設的了解。例如，有20余冊反映邊區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勞動模范的小冊子，如《劉生海從二流子變成勞動英雄》《難民勞動英雄陳長安》《邊區工人的旗幟趙占奎》《建立革命家務的劉順清》等。這類文獻盡管印制相當粗糙，以往國內各級檔案館、圖書館大都不會收藏和保存，但經高清掃描后辨識度極高，對我們了解大生產運動的實施進程，并最終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是極其難得的文獻。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期間開辟的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根據地、武裝奪取政權的模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大創舉。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十月革命，大都是以城市暴動為主，革命領袖在奪取政權前都沒有地方政權執政經驗。戰后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更是依靠蘇聯紅軍這一強大后盾建立起來的。但新中國成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秋收起義開始，就在廣大農村創建蘇維埃根據地，嘗試各種政權建設?？谷諔馉幤陂g，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更是逐步發展、壯大。因此，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時，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級地方政府的主要機構，幾乎都可以在根據地建設發展中找到雛形。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就是由晉察冀邊區政府發展而來的。這些成功經驗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建政之初無法具備的條件。上述陳誠、胡宗南檔案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演變，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基礎。
2014年，近代史研究所與胡佛研究所進行項目合作，完成了陳誠、胡宗南保留的中共文獻20余萬頁的數字化工作，并全部編目。上述文獻現分別在兩機構內對學界開放使用。
另外，2006年9月，由蔣介石家屬授權，胡佛研究所向學界開放了蔣氏后人暫時寄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近代史研究所在第一時間組織科研人員十余人次前往抄錄，先后持續近三年。全部抄件完成打印后，再派人赴胡佛研究所與原稿對照校補，大體完整抄錄了1917—1952年間的日記。蔣介石日記對研究蔣介石是如何認識、了解和“圍剿”中共的決策過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視角。
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手稿珍本圖書館藏“顧維鈞檔案”
顧維鈞號稱民國外交第一人，他親身參與了20世紀兩個最大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創建。顧維鈞生前將自己保存的大量檔案捐贈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手稿珍本圖書館。此后，哥倫比亞大學組織口述史專家協助顧氏撰寫了11000頁的英文回憶錄。
顧維鈞檔案中有兩類文獻涉及中共黨史。其一是中國共產黨與聯合國的建立，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及其在美活動的相關檔案，以及顧氏私人信函中涉及的中共代表團的活動內容。顧氏檔案詳細記錄了聯合國從初創20世紀50年代的歷次大會、常會及分會紀錄、各國代表提案和發言記錄。這些文件充分反映了聯合國早期成員國政府對不同議題的意見，聯合國各項宗旨和原則確立的過程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的外交工作的迅速展開。其二是顧氏1949—1956年擔任臺灣駐美“大使”期間保留的大量美臺往來情報、電文原件或發電底稿等。特別是在此期間，朝鮮戰爭爆發，顧氏檔案為我們詳細呈現了美國軍事援臺的具體過程，以及向臺灣出售武器、規劃國防動員和預備兵役制度的實施細節等內容，是研究國際冷戰格局在東方的形成、美臺關系和新中國外交的珍貴文獻。
改革開放之初，近代史研究所老所長劉大年先生得知一消息后，立即爭取到顧氏的授權，組織翻譯出版《顧維鈞回憶錄》（13冊），顧氏生前看到前4冊。此后，近代史研究所與顧氏家屬保持了長達30余年的友誼。2013年經顧氏家屬授權，近代史研究所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完成顧氏捐贈的17萬頁檔案的數字化工作，并全部整理編目7萬余條，分別在兩機構對外開放。哥倫比亞大學副校長詹姆斯·G.尼爾（James G. Neal）在雙方合作協議簽訂后發表的新聞稿中盛贊，此舉“是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合作項目。世界上其他機構若有意尋求使那些對其有重要意義的史料‘重返故國’，那么這一項目也許可以為日后的類似合作提供先例”。
四、荷蘭國家檔案館藏近代駐華公使歐登科檔案
20世紀20年代，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在任 內保存了大量檔案，現全部收藏于荷蘭國家檔案館，總數超過20萬頁。歐登科檔案中有大量涉及中共成立初期的文獻。如出席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是荷蘭人，他1921年4月自意大利登船赴上海時，歐登科即得到荷蘭政府的通知，并同英、法、美國駐華公使和上海租界當局保持密切聯系，追蹤馬林活動軌跡。這才導致馬林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時，法國巡捕到會場探究的一幕。
圖4 李大釗就義前留影
歐登科檔案中最珍貴的一組檔案全宗卷，是1927年4月張作霖派軍警到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抓捕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檔案。當時，張作霖的軍警要進入使館區捕人，必須獲得西方列強駐華公使團的同意。歐登科時任列強駐華使團首席公使，特致函張作霖政府稱：“本公使應京師警察廳的請求，以《辛丑條約》簽約國首席公使的資格，會署搜捕令，準許中國警察進入使館區?！睔W登科檔案中完整保存了李大釗等20名革命先烈走向絞刑架英勇就義時的原始照片（圖4），還有大量中共北方區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檔案文件，是了解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北方黨務發展的重要文獻。
五、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早稻田大學檔案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早期受日本影響很大。中共一大召開前夜成立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中就有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由施存統負責，周佛海即作為旅日小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參加中共的早期成員李達、李漢俊在建黨前夕都曾在日本接受過共產主義的熏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保存了一批施存統的文獻，其中有秘密警察摘抄的1920年底施存統與邵力子的往來信件，討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和無產階級必須掌握政權的理由。自中共成立后，施存統一直受到日本警視廳的監視，直到1921年底因其宣揚共產革命，日本政府下令將其驅逐出境。這批檔案都保存得相當完整。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學還保留了一批早期中共領袖留學日本的各類文獻，如曾在早稻田大留學的李大釗、陳望道等建黨領袖的檔案資料。
六、余論
回顧十年來，近代史研究所在系統搜集整理海外紅色檔案的同時，始終將目光聚焦整個中國近代史。為了擴大海外文獻的搜尋范圍，近代史研究所還特別成立“近代中國海外珍稀文獻征集委員會”，廣泛邀請民國政要后人、歐美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等加入，共同努力征集海外的珍稀近代史資料，先后完成超過一千萬頁的海外文獻的數字化回歸，其中有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藏赫德檔案、比利時修道院藏陸征祥檔案、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伍憲子檔案、日本各機構保存的東京審判檔案等。在這批海量文獻中，大都可以找到部分紅色檔案。
目前，影像史學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而海外保存的近代中國影像史料極其豐富。近代史研究所為此也將海外影像史料納入征集范圍，陸續復制了美國國家檔案館藏美軍戰地記者拍攝的中印緬戰場照片2.3萬張、朝鮮戰爭照片3萬余張；美國史迪威后人、顧維鈞家屬保存的歷史照片和原始文獻；美國國家檔案館藏反映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內容的數百小時、近千片段紀錄片，其中有抗戰勝利后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駐重慶的美國記者拍攝的紀錄片。此外，美國著名攝影家福爾曼在近代中國拍攝了2萬余張珍貴照片，其中有近千張反映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照片，生動表現了八路軍敵后抗戰的英姿、民兵訓練、地雷戰、軍民魚水情等內容，以及1944年美軍延安觀察組在根據地活動的情況。福爾曼的這套高清照片已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制成可檢索的數據庫，并授權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全部下載開放使用。近代史研究所還復制了俄羅斯檔案館保存的開國大典等系列彩色紀錄片。
中共黨史研究的創新和發展，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不斷發掘新的檔案資料。近代中國因長期戰亂不已，許多珍貴文獻散失在世界各地，難以系統利用。廣泛征集紅色檔案，需要海內外學術單位、檔案典藏機構及各界私人收藏的通力合作。特別是進入網絡信息化時代，隨著科技進步，我們有了更多的征集方式、方法，能夠將以往分散的紅色檔案進行系統征集和整理，完成數字化平臺建設，提供給研究者充分利用。這必將推動中共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來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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